共居并不必然同财/张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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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

（2007年11月30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7年11月30日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2号公布 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三章 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第四章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

第五章 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第六章 询问和质询

第七章 特定问题调查

第八章 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第九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法律和本办法，行使监督职权。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应当围绕国家工作大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集体行使监督职权。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督并向社会公开。

第二章 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八条 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监督法第九条的规定，于每年十一月下旬提出下一年度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建议。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要求报告专项工作的，于每年十一月下旬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题建议。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根据议题建议拟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草案，经征求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意见后，提请主任会议通过。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通知报告机关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主任会议可以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开展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也可以组织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开展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结束后应当提出报告，必要时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及相关单位应当配合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提供必要的情况和资料。

常务委员会可以安排参加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的代表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以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群众等各方面对该项工作的意见汇总，交由报告机关研究并在专项工作报告中作出回应。

第十二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二十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日前，将修改后的专项工作报告送交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七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发送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十三条 专项工作报告由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人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整理常务委员会会议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通过后，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收到审议意见后三个月内，将研究处理情况征求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意见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报告机关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报告执行决议的情况。

第十六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关于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提出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下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下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由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或者人事代表工作机构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将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决算草案应当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所列科目编制，按预算数、调整数或者变更数以及实际执行数分别列出，并作出说明。

第十九条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的三十日前，将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进行初步审查、征求意见，由其结合审计工作报告，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查报告或者意见。

第二十条 经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决算草案未获得批准的，主任会议应当提出对决算问题的决议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人民政府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重新提出决算草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年度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第二十二条 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财政经济工作机构根据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需要，可以对计划执行情况和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向常务委员会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议下列内容：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措施的落实情况；

（三）重大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

（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

第二十四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实施的中期阶段，人民政府应当将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财政经济工作机构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

第二十五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出部分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出部分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在规划执行中期阶段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经济运行发生重大变化时，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并作出说明。

第二十六条 预算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出部分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三十日前，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将预算调整方案，送交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财政经济工作机构进行初步审查、征求意见。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对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一）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二）重点支出的安排和资金到位情况；

（三）预算超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四）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五）向下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六）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七）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批准预算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的同时，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前，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向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财政经济工作机构通报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

主任会议可以要求人民政府责成审计机关就预算执行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项审计或者审计调查，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审计结果。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本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报告执行决议的情况。

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年底以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上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有关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财政经济工作机构应当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分别整理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通过后，交由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收到审议意见后，一般应在二个月内，将研究处理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由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或者人事代表工作机构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保证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

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监督法第九条的规定，于每年十一月下旬提出下一年度执法检查的议题建议。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根据议题建议，拟定执法检查年度计划草案，提请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通知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前应当制定执法检查方案，方案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拟定，提请主任会议决定。

执法检查组组成人员，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以及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确定，并可以邀请本级、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执法检查方案送交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和检查组全体成员。

第三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的执法检查，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有关专门委员会实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进行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报告报送委托执法检查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六条 执法检查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综合运用社会公示、听取汇报、座谈走访、抽样调查、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开展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组在检查中发现的具体案件和收到的群众来信，转交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统一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以及相关单位应当接受常务委员会的执法检查，如实汇报情况和提供有关资料。

第三十八条 执法检查结束后，执法检查组应当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执法检查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对所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提出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执法工作的建议；

（二）对有关法律、法规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执法检查报告时，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参加执法检查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会议。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组织实施执法检查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整理常务委员会会议对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通过后，连同执法检查报告分送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收到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后三个月内，应当将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由其办事机构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第四十一条 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决定将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由常务委员会组织检查组进行跟踪检查，常务委员会也可以委托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跟踪检查。跟踪检查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的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由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或者人事代表工作机构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向社会公布。

第五章 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第四十三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备案：

（一）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时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四）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决议，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四条 报送规章备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规章文本和说明；报送其他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规范性文件文本。同时报送电子文本。

每年一月底前，各报送机关应当将上一年度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负责规范性文件的接收、登记，按照职责分工，将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需要审查的，可以向接受备案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认为上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需要审查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书面提出审查要求的，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接收、登记后，报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或者有关负责人批转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审查。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地方政府规章需要审查的，可以向接受备案审查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的，由常务委员会负责备案审查的工作机构接收、登记和研究。经研究认为有必要审查，报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或者有关负责人批准后，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认为不需要进入审查程序的，报秘书长或者有关负责人同意后，书面向提出审查建议的组织或者个人说明情况。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审查规范性文件时，认为有下列不适当的情形之一的，有权予以撤销：

（一）超越法定权限，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的；

（二）同法律、法规规定相抵触的；

（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

（四）违背法定程序的；

（五）有其他不适当的情形，应当予以撤销的。

第四十八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对规范性文件审查后，认为不存在第四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常务委员会负责备案审查的工作机构报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或者有关负责人同意后存档。

第四十九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认为规范性文件存在第四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报主任会议同意后与制定机关进行沟通协调，提出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不再进行审查。

制定机关应当及时将修改后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将废止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向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条 经沟通协调制定机关不接受意见的，有关专门委员会报主任会议同意，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报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或者有关负责人同意，提交主任会议决定。

制定机关收到对规范性文件的书面审查意见后，应当在六十日内提出是否修改或者废止的意见，报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

第五十一条 制定机关在六十日内不按照审查意见修改或者废止该规范性文件的，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向主任会议提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的议案或者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第五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审查结果作出以后，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提出审查要求的机关和提出审查建议的组织或者个人。

常务委员会负责备案审查的工作机构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年度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情况。

第六章 询问和质询

第五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机关、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员，按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通知参加会议，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可以提出询问。

第五十四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五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就下列事项提出质询案：

（一）有关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方面的问题；

（二）有关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方面的问题；

（三）有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问题；

（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五）需要质询的其他事项。

第五十六条 受质询机关按照主任会议的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答复质询案。

在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

第五十七条 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五十八条 在受质询机关答复前，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要求撤回质询案的，经主任会议同意，该质询案即行终止。

第七章 特定问题调查

第五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六十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提出审议报告，主任会议根据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六十一条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与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加调查工作，也可以在国家机关中选配工作人员，为调查委员会提供服务。

第六十二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工作中根据需要，提请主任会议同意，可以要求有关机关参与或者协助调查。

第六十三条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工作结束后，应当提出调查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调查报告应当包括设立调查委员会的理由、调查过程、被调查单位意见、调查结论、调查结论的依据和处理建议等内容。调查委员会成员对调查结论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调查报告中写明。调查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调查报告上署名。

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八章 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第六十四条 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监督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违法违纪、失职渎职等问题，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主任会议、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撤职案。

撤职案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写明撤职的对象和理由，并提供有关材料。

第六十五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主任会议提出的撤职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的组成人员书面联名提出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由主任会议提议，经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第六十六条 主任会议决定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撤职案的，由其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撤职说明。主任会议提出撤职案的，由其委托的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撤职说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撤职案的，由其领衔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撤职说明。

第六十七条 撤职案在提请表决前，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权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六十八条 撤职案的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九章 附则

第六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规定向社会公布的事项，可以通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网站、期刊和当地主要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公布的内容和形式。

第七十条 本实施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1995年12月17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制定的《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同时废止。
　　近年来，信访在超越了党政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窗口之地位和作用后,大有替代专门的国家机关，整合为综合的社会管理部门之势。过去的信访机构也由传达信息的办事机构不知不觉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部门。由于信访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使社会矛盾集中反映在信访活动中。虽然部分信访表达了社情民意，提供了有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起到了监督和桥梁作用。但信访在涉及社会矛盾纠纷的处理和运行中往往游离于法律之外。因此，尽管信访案件的数量居高不下，但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作用却十分有限。
　 相比之下行政复议作为对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行政救济制度和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错的一种监督制度，本应具备及时化解行政纠纷的社会作用。但法律上又不承认行政复议的裁判地位，把行政复议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二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做出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后，如果申请人不服，行政复议机关将成为被告。所以，不少行政机关对待行政复议不是消极怠工，就是维持了事。《行政复议法》施行十多年以来，行政复议至今鲜为人知，很难达到其立法目的。
行政复议和信访一个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来实现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法定救济渠道；一个是党政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特殊的救济方式。行政相对人或信访人的目的是揭发检举、争取利益和维护权利。行政主体的目的是稳定秩序，化解矛盾，促进公平正义。利益追求与平衡矛盾就构成了行政复议、信访救济机制的运作核心。本文仅就中国式信访和舶来品复议这个话题，来具体分析行政复议和信访救济机制的形成及现状，以期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
一．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下形成的信访制度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上访、信访的演绎过程与传统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刻下了华夏文明的深深烙印。中国在封建帝制时期就已经存在上诉、上告的风气，古代的一般信访和越级信访多是采用陈情上书、诣阙上诉等方式。古代也有“非正常上访”，其形式有击登闻鼓喊冤、邀车驾上诉、上表等形式。最典型的是直接向皇帝喊冤，求圣上开恩，皇帝一高兴，便亲自过问或大赦天下。从历代封建王朝时期的士民上诉到当代中国的来信来访，信访有着厚重的历史背景，承继着历史的血脉，中国式信访就是一场，官和民之间永无休止的和谐旅程。
二．当代中国式信访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中国特色形式的信访，一般来讲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1951年6月7日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拨乱反正时期的1979年1月到1982年2月，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走到了中心位置。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信访条例》更是使信访活动由反映情况的渠道变成解决纠纷的枢纽。并且总揽了几乎所有解决纠纷的权力。
信访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问题、解决纠纷的群众工作模式，也有人称之为中国式人权救济机制。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继续发扬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集中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解决建国初期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5月16日，就信访问题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批示中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同年 6月7日，政务院颁又作出《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该“决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应鼓励人民群众监督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员。”至此，中国式信访制度初步形成。
1957年11月19日，在第一次全国信访会议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信访发展史上第二部重要的法令《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使信访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机关被革命委员会所取代，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串联和全国性大规模武斗便是这一时期信访的一种特色形式。原有的信访机构和信访工作完全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文化大革命之后，特别是拨乱反正后，面对文革积累的大量冤假错案和成千上万的上访人员，197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成立了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抽调了千名干部组成检查组、宣传组，分赴各省、市、自治区检查落实信访工作。从中央到地方，信访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这一期间是建国以来，信访数量最多，上访人数最多，解决问题最多的阶段。1979—1982年期间，在胡耀邦主持下，文革时期以及反右派运动中被扩大化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纠正。国家领导人包括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等人得到平反昭雪。其中为右派分子平反，也是一个很大数量的人群。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过去曾经错误地把一些人划分为“地、富、反、右、坏”分子，把他们的子女也地、富、反、右、坏，在政治运动中遭到迫害。在胡耀邦主持下，开始推翻“极左”形成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在具体平反冤假错案方式上，主要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自上而下的救济和群众上访信访相结合的形式获得救济。鉴于绝大多数人是因政治迫害而非司法迫害而丧失权利。因此，那个时期的信访只需取缔政治迫害的歧视身份，则相应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便可得以恢复。例如，对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整体平反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批处理式的平反冤假错案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彻底解脱了政治束缚，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提高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国际地位。
总体说来，建国以来的半个世纪信访工作的基本状况是在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中发展前进。1995年10月28日，国务院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信访行政法规——《信访条例》，确立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基本办理机制，并明确要求各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阅批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2005年1月10日国务院又以431号令发布了新《信访条例》使信访工作向规范化方面完善和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产业工人下岗，征地农民失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改革的深入，在社会转型中引发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增多，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不断高涨的背景下，信访机制得到了大量的运用。这一时期信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人要回去，事要解决（解决合理诉求），不激化矛盾和稳定压到一切”的口号下，整合维稳、综治、公安、目标考核、所有政府部门和工青妇及各种社团、公益企事业单位、街道、乡村开始了大信访工作模式。有的地方为了建立大信访工作格局，大势兴建群众信访接待服务中心、绿色邮政、视频接访、网上信访、市长专线等平台，投入数百万元，对原群众来访接待中心进行改造扩建，重新组建了群众信访接待服务中心，添置了身份识别机、分号机、复印机、电子显示屏、电脑等现代化办公设备。架设了市、县、乡三级网络视频系统，完善了与上级信访部门的信息联网和网上信访投诉平台。将信访工作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同时，设立信访救助专项资金，每年由财政、民政、工会等部门筹资上百万元，专门用于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几乎所有政府机构都实行了领导到信访局轮流值班制度、领导干部下访工作日制度、集中处理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大调解制度。推出了做好信访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群众消除误解，解决合理诉求；应对突发性事件等举措。形成了以信访局（群工局）为枢纽，各相关部门整体联动、紧密协作的大信访工作机制。
在这种“大炼钢铁”、“大跃进”、“大规模群众运动”式的大信访背景下，党政机关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不说，愈演愈烈的大规模集体访、越级访、进京访，严重干扰了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影响了上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安排，增加了信访问题的处理环节，加大了信访部门的工作量，降低了信访问题的处理效率。集体赴京上访和上访过激行为还会损坏党和政府的声誉，危害社会的和谐稳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针对这些问题周永康指出，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从源头上预防信访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统揽不包揽，重点在加强领导、整合资源、发挥职能部门作用上下功夫。此后，许多地方信访总量开始下降、信访问题逐渐减少。
通过对中国式信访的由来、发展和现状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当信访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监督手段时，因其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确实发挥过历史性的巨大作用。但是，信访一旦越俎代庖，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枢纽时，则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存在严重的瓶颈问题。于是有人撰文称“中国信访模式让国人堪忧”，还有人力呈“中国信访制度的十大危害 ”和“信访—中国的法制忧思”等观点，纷纷发表改革中国式信访的见解。主要的集中为两种意见，一是废除信访制度，二是完善信访制度。应该说废除信访制度的意见过于偏激，显然不符合中国当下实际情况。而完善信访制度的具体措施，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三．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信访制度的瓶颈问题
信访机构臃肿、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部门分割、政出多门、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考核不切实际的诸多问题，表明信访解决纠纷的方式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尤其是信访处理纠纷缺乏统一标准、解决纠纷难以落实等瓶颈问题，使得信访者盲目投诉、反复投诉、多方投诉，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容易引发更多潜在社会矛盾风险，以及对人治的盲目崇拜和对法制的巨大冲击，其弊端已越来越显露。
面对这一形势，有人主张还要继续加大信访部门权利，让信访部门一把手进入党委或政府领导层，通过“完善”信访制度，使之继续超脱于法律之外，承担解决纠纷的重任。而有人则认为信访存在社会公共治理的瑕疵，并列举了信访制度的种种危害，主张废除《信访条例》。
无论是加强说、完善说，还是废止说，笔者认为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为，信访制度目前涉及的解决纠纷问题，关键是主体问题。即信访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和对下监督的窗口时，主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涉及纠纷处理时，其主体就出格了。按照新《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信访人不服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职务行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并且新《信访条例》第三十条对信访处理的规定也只是“支持、不支持和做好解释工作，督促有关机关或者单位执行”。但在实际情况下，为了解决问题信访处理却早已超出于法律规定的主体之外，通常的做法便是通知涉及信访纠纷的有关单位领导到场，当场拍板，当场表态。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没有执行载体，很多解决纠纷的承诺一拖几年仍未落实。此外，新《信访条例》第十四条所包含的双轨制问题，也会使通过行政复议处理的行政纠纷再次进入信访渠道，危害法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于是信访在处理纠纷时只好通过大调解，做思想工作，花钱买平安等方法，暂时缓解矛盾纠纷。这种方法立竿见影，但基层干部的频繁变动，新来的干部由于不了解情况，信访人在利益驱动下，常常再次信访，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导致信访数量一直据高不下。因此，以信访为主体来包揽一切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
那么，除了信访以外，还能不能找到解决行政纠纷的其他途径呢? 回答是肯定的。其实，信访解决行政纠纷的瓶颈问题，在我国的法制构架中是可以克服的，这就是通过行政复议渠道，依法解决行政纠纷，达到方便、快捷、客观公正，相对稳定的社会效果。
四．行政复议仍属鲜为人知的领域
理论上讲，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解决行政争议；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法律救济的重要途径；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机制；是现代法治国家应有的一项法律制度。但是实践中这项制度可以说并没有被大家所接受，与路人皆知的大信访相比，行政复议仍属藏在闺中人未识的领域。
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基本上是效仿国外行政救济制度的舶来品。虽然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部设置检查机关办法》就有了相关规定，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施并不理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行政复议制度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此后大多数法律、法规都有行政复议的相关规定，但较为分散，不够规范，实践中很少运用。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推动了行政复议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配套和补充，1990年12月，国务院制定并颁布了《行政复议条例》，成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行政复议行为的行政法规。之后的20余年间，《行政复议条例》升格为《行政复议法》并且配套制定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其社会认知度却一直很低。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毋庸置疑的是行政复议是一把双刃剑，和行政诉讼一样，对复议机关而言弄不好既要当被告，被诉至公堂，还要被追究经济和行政责任。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不相融合的。对管理相对人来说，一旦行政复议决定（行政诉讼判决）对自己不利，便失去了继续上告的借口，当然没有走信访来得游刃有余，恣意自在。虽然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行施行20多年，但与信访几千年的文化传承相比，不过是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其观念和意识的融合还只是刚刚开始。
五．西式行政复议制度在我国接轨并未成功
行政复议作为一项与行政诉讼相衔接的用以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制度，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之中，这种由行政机关“重新做出行政决定”的活动，理论上当属“行政裁判”的范畴。而行政裁判制度，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期的法国。一般有准立法、准行政、准司法特点。美国还有独立管理机构以外的行政法官制度，专门负责处理行政争议。遵循行政法原则的行政裁判制度，显然是一种非本土的法制资源，故而称之为“西式”的行政复议制度。
国外行政复议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发展体现了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加强，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上世纪3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政府为了控制和调整本国经济，以控制自由经济产生的经济危机和参与国际竞争，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由原来的不干预主义转向广泛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社会活动的增加，使得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议逐步增多。大量的行政争议案件涌向法院，又使法院无力承担。于是，各国纷纷在行政系统内部建立行政复议制度，寻求廉价、方便、快捷的解决行政争议的途径。
纵观当今世界，行政复议制度在各国并不相同。在英国行政复议称为行政裁判所，它是对行政决定的内部复审，是由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对原决定的重新评判。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联邦成员国家的学者一般认为，行政复议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果。从积极意义而言，行政复议为相对人提供了一个快速和容易进入的救济渠道。如果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复议满足了申请人的合理要求，则可以及时解决行政纠纷。对于裁判所和法院来说，行政复议程序可以减少国家机器的运行成本，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消极方面来说，由于行政复议是在原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机关改变原来的决定并不容易。而且，由于缺乏统一的机构和评判标准，很难保证复议结果的均衡性。
美国是一个行政复议和裁判比较完备的国家。在美国，几乎所有的行政争议在诉诸法院解决之前，都必须经过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裁判机构的裁决。行政复议是司法复审（行政诉讼）的前奏。“成熟”和“穷尽”是确定提起诉讼的原则。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不必要和不适时地行使司法干预。强调时机的成熟是美国现代行政法的特点。
　　“成熟”原则的基本理论是：避免过早进入司法裁决，以免法院自身卷入行政纠纷的争议之中，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行政机关免受司法干预。只有在行政行为发生了事实上的影响时，才能进入司法审查。联邦最高法院还认为，如果行政行为仅是最初的或程序上的措施，对当事人还没有发生影响，那就不能予以司法复审。“穷尽”原则就是说，行政争议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必须在“穷尽”了行政机关的所有救济之后才被允许。这在我国有点类似行政复议前置。美国学者则称之为行政救济“穷尽”原则。1978年，美国国会修改《联邦行政程序法》，正式在法律上确立了行政法官的地位，规定行政法官的职责是专门审理案件，没有文官功绩制委员会的正当理由和经过其审议决定，行政法官不得被免职、停职、降级、降薪或临时解雇；而且，行政法官的工资由法律规定，行政首长不得任意变更。这样，行政法官就可以独立地、不偏不倚地行使自己的裁决权。总而言之，美国行政法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为了保证行政法官的地位逐步趋于独立化，以保障行政法官能公正办案，从而保证了美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公正性。
　　在法国，类似行政复议的相应制度应该是法国早期的行政院裁决制度和稍后发展起来的善意救济和层级救济。
　　与英美国家不同的是，法国的行政机构享有行政裁决权。随着行政法院独立地位的增强，其审判活动演变为实际意义上的司法审查。于是，法国又建立了新的善意救济和层级救济制度。就是行政相对人，既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申请救济，亦可以向其上级机关申请救济。法国行政救济有诸多优点，它与法国的行政诉讼一起，为法国公民权提供了完善的保障。对于行政机关而言，由于行政救济的存在，对于自己的错误行为有一个自我改正的机会，避免了法院的审查；对于行政法院而言，由于行政救济的存在，许多行政争端已由行政机关自我解决，减轻了法院的负担；对于公民而言，两种救济同时存在，权利的保障更加充分。
　　在日本，类似行政复议的相应制度应是行政不服申诉制度，它包括行政不服审查、行政裁判和苦情处理。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共有三种：审查请求、异议申诉、再审查请求。所谓审查请求是指当事人向处分厅以外的行政厅提出不服申诉；所谓异议申诉是指当事人向原处分厅提出的不服申诉；再审查请求是指当事人对经过审查请求做出裁决后提出的不服申诉。其中后两者是日本行政不服申诉制度的核心。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法》以“简易迅速程序谋求对公民权益的救济”和“确保行政公正运行”为目的，它是日本现行关于行政不服申诉审查制度的基本法律，充分体现了日本行政不服申诉制度的特色。
从世界各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及运行原则中不难看出，各国的行政复议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是本国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的产物。而且多数国家的行政复议都可以向最初做出行政行为的机关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复议机构都具有独立的裁判地位，这正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所缺乏的。可以说我国的行政复议只是借鉴了国外的准司法形式，恰恰舍弃了其独立裁判的内涵，寄生于政府之中，却既没有独立的行政权，也没有司法权。经过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的行政复议由于缺乏行政复议制度的精髓，又没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西式的行政复议制度与我国的国情接轨并不成功。
六．依法确定信访的最终监督地位和行政复议的二级裁判模式
通过对信访和行政复议救济机制的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归结出以下基本概念：（1）信访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符合中国大众的传统思想观念，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存在对人治的盲目崇拜和对法制的巨大冲击，且效力低下，容易引发更多潜在社会矛盾风险。（2）行政复议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之中，是解决行政纠纷的重要途径。要稳定持续地发展宏观经济，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就应当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积极完善行政复议制度。
从信访与行政复议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各自的作用看，信访制度不是废止的问题，而是继续加强监督作用的问题。行政复议不能只解决程序问题，而是要发挥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应当考虑建立二级裁判模式的问题。
当然，更为重要的就是我国信访和行政复议制度在思维定式上的问题。曾几何时，在《行政复议法》立法过程中，就有关于“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的争论。不少人认为行政复议是同体监督，自己打自己的板子不好下手，对复议制度抱怀疑态度，认为只有司法机关的外部监督才起作用。对诉讼、信访同样认为越往上面越能找到青天。普通老百姓上访是为了找青天，部分当权者热衷于大信访是为了做青天。因此，青天情结导致“不信任”思维定式的蔓延，使人们不断地丧失对法制的信任。
可以说，我国现行的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都是建立在“不信任”的思维定式之上。这就是老百姓对行政机关的不信任、对法院的不信任、对基层信访的不信任，只信任“青天在上”。而国外的行政复议机制则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信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我纠错。因而，行政救济首先是原机关复议，其次是上级行政机关复议，最后才是司法审查。这种相信，不仅仅是复议申请人相信行政机关，也不仅仅是上级行政机关相信下级行政机关，而应当是国民包括执法者对国家法制的信任。按照“信任原则”推论，基层行政机关与终审法院的差别不应该是法律人格的差别，而只能是执法水平的差别。毫无疑问，无论从经济建设还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出发，我国都应当摒弃“不信任”的思维定式，建立对法制的信任。
那么，怎样才能转变“不信任”思维定式呢？笔者以为，应在全党全国开展大规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教育，真正树立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大家知道，我们党曾经由不熟悉战争到熟悉战争；由不熟悉经济建设，到熟悉经济建设。同样也一定能够由不熟悉依法管理社会事务，到熟悉依法管理社会事务。
最近，中央要求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提升社会服务管理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制定法律；在是党的领导下宣传贯彻法律。在党的领导下全面遵守法律。要像大信访那样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大规模推进法制建设。从上到下建立“信任”法制的思维定式。
大规模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础性的工作便是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拉网式的限时清理历史遗留的积案。争取在二至三年内，用法律手段把过去进入信访渠道的诸如下岗工人社会保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征地拆迁、土地承包（转包）、企业破产兼并、军队转业人员等行政纠纷，通过政策和法律进行全面性的批处理，把那些时效、主体、管辖、定性等脱离法制轨道的问题重新梳理、归位，重建法制信任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建立行政复议二级裁判模式，即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组织作为初级行政复议单位，当事人如对初级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二级行政复议均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后，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否则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既符合宪法第四十一条和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又符合国际惯例，还能实现依法公正，相对稳定地解决行政纠纷的社会效果。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参考资料：
1．旷烛，从社会公共治理的瑕疵谈信访制度的改革 2005
2．黄晨灏，中国“信访”模式 让国人堪忧《联合早报》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