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身体障碍提出离婚是否可返还彩礼/付润琴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6 09:35:51 浏览: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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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韩某（男）和李某（女）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在认识三个月后登记结婚，韩某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一次性给付了李某一定的彩礼钱。婚前韩某一直未告诉李某自己患有性功能障碍的疾病，由于刚结婚夫妻感情较好，李某一直也未在意，并积极帮助韩某到处求医治疗。一年后，韩某久治不愈，夫妻感情日渐变僵，后李某经常住娘家不回来，并最终要求离婚。而韩某则要求李某将结婚时候赠送的彩礼返还于他，对于韩某的要求能否得到支持，有几种不同意见。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韩某的诉求不能得到支持。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的彩礼返还需要以离婚为前提，而法院判决离婚的条件是双方没有建立夫妻感情或感情确已破裂，韩某性功能障碍这一理由不足以证明夫妻没有建立感情或感情确已破裂，所以李某的离婚要求不予支持，也不存在对韩某的彩礼返还诉求支持与否的问题。
第二种意见认为，韩某的要求可以得到支持。在司法实践中，只要夫妻一方具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另一方起诉到法院的，应准予离婚。此时，按照风俗习惯给付的彩礼理应一并予以返还。
【管析】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李某的离婚请求应该得到支持。《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前面五点属于离婚过错一方主观方面的原因，后一款属于客观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五）点属于主观方面的兜底条款，也即是，只要有其他与前四点同等性质的未列举情形，也即构成法定离婚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法[民]法[1989]38号1989年12月13日）规定，“……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1．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的，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它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性生活是婚姻家庭和睦美满的必要条件，一个缺乏“性福”的婚姻往往不会幸福。本案中，韩某患有性功能障碍一病，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仍不见好，可以作为该意见中“夫妻感情破裂”的认定情形，因而李某的离婚请求应该得到支持。
2、韩某的彩礼返还请求应该得到支持，但只是适当返还一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根据该法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已经结婚的，离婚后彩礼原则上不予返还，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处理该类案件时存在诸多种例外情形，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适当裁量。就本案来看，因为韩某与李某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又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且不存在韩某给付彩礼后生活陷入了困难的状态，故韩某主张彩礼返还的诉求似乎均不属于上述法条规定的情形，因而推断出李某不应返还结婚彩礼的结论。但笔者认为至少应考虑以下二点原因：1、离婚诉求先是李某提出来的，韩某对此不存在过错。虽然李某离婚的理由是因为韩某患有性功能障碍，但这并不是韩某主观上所希望造成的，实际上韩某本身也是受害者，他要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故而不应将此婚姻的不幸归结为韩某的过错。2、双方婚后共同生活时间并不很长。理论界通常以共同生活时间达两年，来作为衡量彩礼应否返还的标准，认为只有共同生活时间在两年以上的，彩礼才可以不予返还，否则应该适当返还。夫妻之间只有具备相互扶助、共同生活的经历的才算是共同生活，韩某与李某婚后生活在一起长达一年多时间，具有履行夫妻义务的形式要件，应认定为是共同生活，但不构成理论与实践中彩礼不予返还的法定理由，所以，李某应该适当返还一部分彩礼钱给韩某。
3、以相关法条规定为前提，应综合男女双方的家庭经济状况、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风俗习惯、双方共同生活期间为家庭的付出情况等多种因素进行适当的自由裁量，最后决定李某应该适当返还的彩礼份额。
（作者单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
白某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夏宜乡林业工作站站长。白某于2002年9月至2010年7月在担任站长期间，为金秀县忠良乡双合村黄某保、黄某府等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6立方米自用材，事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监督不力，造成黄某保、黄某府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超过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范围进行采伐林木338.1立方米，折合蓄积483立方米，造成国家森林资源遭受重严重后果。
案件带给我们思考：
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渎职罪的主体研究的是指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及其声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国家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人。犯罪渎职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正确认定渎职罪的犯罪主体，是准确认定渎职罪与非罪、渎职罪与其他犯罪的前提，但是，一直以来，渎职罪的犯罪主体是争议较多，司法实践也难以判定，较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在国家权利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事机关等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证监会、银监会、人民银行、质监局、药监局、烟草专卖局、粮食局、烟业局、工商所、财政所、土地所等法律法规明确了其在相关领域行使行政管理、监督的职权；专利局、知识产权局、气象局、地震局、博物馆等都是行政机关直属事业单位，法律法规也明确了他们在相关行业的行政管理职权；
铁路、林业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纪检、监察、公安司法机构，事实上也一定程度上行使了国家管理职权；电力公司、中国石油燃气总公司等一些名为总公司，实际上属于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因此，上述单位的人员在从事公务中有严重渎职行为，均可以成为渎职罪的主体。
中共党、政协、妇联、共青团、工会等，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宪法规定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政协担负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与权力机关联系密切，同时可以影响和左右权力机关的决策与活动；妇联、工会、共青团等人民团体在我国也具有特殊性，其由国家组织设立，无须在民政部门登记，经费是财政拨款，组织人事和编制均由国家管理，因此，这类特殊的人民团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行使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因此，上述单位的人员在从事公务活动中有严重渎职行为，均可以成为渎职罪的主体。
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救灾、抢险、防汛等行政管理工作，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也属于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
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人员、城管、受卫生部门委托进行卫生防预的防预站、受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职权的相关办公室如拆迁安置办公室、工程建设指挥部、矿山企业的地质检测机构等等。
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国家机关中的合同制人员、聘用制人员、人民法院陪审员、协助监狱行使监管职责的武警战士等等。
综观我国关于渎职罪主体的立法，经历了1979年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到1997的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再到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出扩大的解释。从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来看，实际上也表明了一种思路，渎职罪的主体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并不重要，行为人是否享有职权，是否依法履行职责才是最重要的，首先，行为人必须从事国家行政管理职权，其次，行为人从事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是代表国家机关进行的，再次，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方式要么是法律法规规定，要么是国家机关委托、聘用，最后，渎职行为必须发生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正确界定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在认定渎职犯罪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刑法执行罪行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玩忽职守罪由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四个要件构成，这四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如果缺少了其中一个要件，玩忽职守罪就不成立。玩忽职守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乡林业站是县林业局下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本案争论的焦点是，乡林业人员是否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乡林业站站长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么白某的行为就构成玩忽职守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乡林业站长不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白某的行为就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白某的行为就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9号解释规定，对于属行政执法事业单位的乡镇财政所中按国家机关在编干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履行政府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据此，乡林业站长也属于国家机关在编干部管理人员，乡林业站长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
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综合上述，乡林业站长可以成为玩忽职守罪的主体。乡林业站长在履行政府公务活动中，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之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森林被滥伐4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被滥伐2000株以上，或者致使防护林、特种用途林被滥伐1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被滥伐400株以上，或者致使珍贵树木被采伐、毁坏4立方米或者4株以上，或者致使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被采伐、毁坏后果严重的，或者致使国家严禁采伐的林木被采伐、毁坏情节恶劣的，按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白某在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监督不力，造成砍伐者超采伐许可证规定数量滥伐，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后果，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第397条的规定，涉嫌玩忽职守罪，应当受到法律处罚。
作者是广西蒙山县检察院检察长
正义之平等与自由解读
田景仲 铁芒萁
内容摘要：本文立足于个体自主，以对社会及其存在的价值、法律和个人主义重新定位的认识与看法来作为本文正义的出发点，即文章的第二部分。在接下来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笔者则是在借鉴古之大哲学家、大法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分别对自由、平等和正义理论三者之发展小史，真正的内涵以及各自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来加以展开的。以图达到对三者初步认识的目的。而本文的重点部分则是第六部分，即在于分析自由与平等各自存在的悖论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基于现代正义的客观要求，在联系本国的实际情况下，笔者进一步探讨了自由与平等两者，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特殊情况下如何得兼的问题。
关键词：自由 平等 正义 解读
Abstract: This text bases on individual's acting on my own, coming with the understanding and view of the society and it’s value , law and individualism’s reorientation as the springboard of the justice of this text, named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article. Following the third ,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part, on the basis of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theory view of the famous philosopher and the jurist of the ancient, and with my own personal understanding of my life, I talk separately about the freedom ,the equality and the justice’s development XiaoShi,real intension and launch to the modern meaning of the society each of them. In order to pursue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knowing to the three tentatively.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text is the sixth part ,I just analyze the freedom and the equal’s paradox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m .Meanwhile, on the basis of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modern justice and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nation, I discuss their concurrences for further study, especially how they are in our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cases.
KeyWords: Freedom Equality Justice Understanding
正义之平等与自由解读
1 引言
作为人之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价值，自由与平等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社会正义问题一直是人类非常关注而又颇感揪心的问题。这样的东西并不需要很深的逻辑推理，也不需要进行理论研究的升华，而是在实际生活过程中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这是人类生活于世无意或有意置身于此的无奈，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这不公平”，像这样再平常不过的话语，即使只算一种牢骚，却并不阻止我对于其“公平”本身的思考，但我又疑惑于卢氏之“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以及何为正义？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正义？在自由与平等二元价值并存与冲突之中，怎样为了正义而相得益彰地处理二者的关系？这些萦绕在耳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迫使我不得不就此深入下去。
2 正义的出发点：个体自主
（一）、个人之社会观与价值观
人的成长是一个价值不断权衡与选择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定位以及对这个世界不同的感受，孤立而不孤独；认同而不苟同。这种价值的绝对超越是笔者朦胧中的正义——绝不失掉自己，但同时注意手段与目的的组合排列。
然而，生活绝非一个人的生活，鲁滨逊固然还有一个星期五，但事实与其他荒岛动物别无两样。
“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阻碍，在阻力上已经超过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1] 。“然而，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依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2] 。
于是，人类集体的合作似为必要，实属无奈。“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部分。”[3] 。当然并不是完全情非得已，因为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 [4]；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渡让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都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利益一致。与此同时，也免不了利益的冲突，因为人们对于他们合作所产生的较多利益不是无动于衷的，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每个人都要求多多益善。
（二）、个人之法律观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亦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涵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法意，它们构成了规则的意义世界，而为法制之内在基础。
我想，任何法制的生长与运作，必伴有相应的法意。在法律移植的情形下，甚至滥觞于相应的法意，法意因而为法制的先导。法制恒定而恒变，法意因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反之亦然。不过，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与尊严，却恒定而不变，万古而长青。这是人世生活的本身要求，也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固有品质，既然一切法制和法意均源于生活本身，分别表述了生活的规则性存在和意义性存在，那么，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法意即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主要即在此世道人心。
（三）、个体自主——个人主义的自我定位
由以上可以看出，任何离群索居者只能成为时代的笑柄 ，而他心目中的“世外桃源”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然而笔者却也不赞同那些大喊空话套话，为人类幸福不惜牺牲自我一切的做法。“舍我其谁？”只是老庄等贤能之辈欲拯救于天下苍生的真诚呐喊。在众生共存中，笔者倒倾向于个人主义的哲学——一种由个人完善达及社会群体的养生之道。
个人主义是一种赋予个人自由以很高价值的政治和社会哲学，它通常强调自我引导的相对不受约束的人本身。作为一种哲学，个人主义涉及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有关人性的理论，对某种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体制的一种态度和信念。这种信念与价值体系有学者以三个命题来加以表述：第一，所有价值观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就是由人来体验的；第二，个人是目的的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社会只是个人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相反；第三，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性的表述正如康德所说，是任何人都不能被当作其他人福利的手段。因此，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以及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5]。
然而现实中，一提到个人主义，就会有人暴跳如雷，大反对特反对。而其实，个人主义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这种价值取向在我看来并不必然导致惟利是图，尔虞我诈，全然不顾团体、社区和国家的利益，而且我认为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社会甚至也不缺少爱国主义的情怀。殊不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在理论上完全否认个人价值取向的社会是很难实现政治自由主义的。而且正是在此基础上，自由主义才得以建立。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对自由主义的深入理解，势必要与中国旧传统中压抑个性、唯国家和集体是大的观念决裂，划清个人主义和为我主义，自私自利的界限。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胡适曾大声疾呼，倡导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鼓励人们大胆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他教育青年说：“把自己铸成武器，方才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独立的人格，你们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6] 。
3 正义之第一范畴：自由
（一）、自由理论小史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整个法律正义哲学都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自由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古代希腊。最先明确表达个人自由理想的正是古希腊人，特别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雅典人。当雅典的将军在远征西西里处境极端危难的时刻，他让士兵们牢记，他们是在为一个使他们“不受限制地决定自己所喜欢的生活”的国家而战，也就是为自由而战。待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在漫长的中世纪，成了基督教神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也是神学窒息人的思想最黑暗的时代，因此，与基督教水火不容的自由则遭受了从未有过的“苦难”。好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桎梏中拉出来进行了重新地认识与定位。在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一些启蒙思想家及哲学家对自由进行了深刻地阐述，使自由有了质的发展。约翰•洛克宣称：“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7] 。杰斐逊（Jafferson）确信，自由乃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和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卢梭痛苦地疾呼，“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8] 。康德宣称说，自由乃是“每个人据其人性所拥有的一个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9] 。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可以说是自由发展的鼎盛时期，为自由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到了近现代，自由一词更是耳熟能详的东西。以诺齐克、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更是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让自由深入每个人的心里，把自由带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二）、自由真义
在日常生活中，我想自由一词的意义并不复杂，就是指不受限制或阻碍。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就是指他或她的行动和选择不受他人行动的阻碍。这是自由一词的本义。任何其他的意义都由此延伸而出。任何时候脱离这一本意来讨论自由概念，无论议论者如何自以为深刻和有创意，都会存在理论上的歪曲和困难。尽管大部分自由思想家都认为他人有意的行动才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但我想这一“有意的”限定语并不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而只是充分条件。即他人有意的阻碍行动显然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但个人自由的被限制并非都是因为他人有意的阻碍，有时候非有意的行动也会限制个人自由。如图书馆管理人员将某同学忘记了的钥匙锁在图书馆而导致该同学进不了屋子而失去了一定的自由。
在笔者看来，要求自由的欲望无疑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特性。汤因比说：“没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人就无法生存，这正如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正义和食物，他便不能生存一样。人性中似乎存在一种难以驾御的意向……，这种意向要求获得少量的自由，并且知道在意志被刺激得超出忍耐限度时如何设定其意志。”[10] 。
以上只是从一个人的外部环境方面对自由加以描述，而实际上，自由不只是排除外部约束和免受专断控制，而且还包括了在服务于被称之为人类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个人自然天赋所掌握的技术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条件，这乃是为形成一个目的，借助有组织的文化手段使该目的转变为行之有效的行动，以及对这种行动的结果享有充分乐趣所必要和充分的条件。”[11] 。
那么人们本身之自由何在呢？自由的另一层面到底是什么？这里就很容易想到出生于俄国，而后迁移到英国，以《两种自由概念》而傲世于自由主义思想领域的伊塞亚•柏林。他在本书中同意“对一个人施以强制，就是剥夺他的自由”这一简明的论断。但紧接着说，问题在于“剥夺他的什么自由？”。为了澄清有关自由的疑问，柏林于是提出了两种自由观，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涉及对以下问题的解答，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积极自由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12] 。
消极自由主要是指从法律和政治的角度对于人的外部的来自他人的阻力与限制，它使得人们的有些要求与欲望不能实现，且“我是否受到压迫，其判别的准则是：别人是否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使我的希望不得实现。在此意义下，若我是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不受别人干涉。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愈大，我所享有的自由也愈广”[13] 。这种自由从制度性和可行性方面来说，是可以比较清晰实现的，可以明确判断出一种制度是否捍卫了个人的消极自由。
在柏林看来，与消极自由有所不同，积极自由的主旨是“自主”。“自由”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期望。笔者很赞成这种观点。“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非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主体，而非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之目的而非外来的原因……我希望我的人性角色，是自己设定自己的目标和决策，并且去实现他们……人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只要我相信这一点是真理，我就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如果有人强迫我认为这一点不是真理，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已经受到了奴役。”[14] 。
从以上可以看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最大区别在于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而不着眼于别人或外力是否设置障碍。但是，正如卢梭所言，其是道德上的自治，在政治上带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积极自由比较模糊，而且很难通过制度来保障或实现，一个人连起码的消极自由权都不能保障，却仍然可以自豪地称他在内心上是自由的，自我实现的，正如斯多葛派所言，奴隶甚至也可以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自主，这也就是“遁人真正的自我这一内心堡垒的理性圣贤”的观点。积极自由实在太灵活，太宽泛了，没有消极自由的基本尺度，任何体制都可以自称是赋予人们以积极自由的 [15]。但尽管如此，单从个人发展来说，一个人在无法摆脱外来限制（现实也是这样）的情况下，注重积极自由的培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三）、自由的现代意义
在现代社会，自由依然是一个神圣的追求。我想，一个文明的时代，消极自由正如我们所能亲身感受的那样，在随着法治的发展中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保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物质世界极大充裕的社会里，有人却失掉了自己，自主意思匮乏，甚至陷于了个人迷茫的泥潭，因此积极自由的提倡未尚不是一件好事。总之，从我国来看，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