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耕地与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确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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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2号)



　　《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2年8月10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公布，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8月10日



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



　　第一条 为了促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

　　第四条 法制宣传教育的基本任务和目标是，普及宪法和法律基本知识，教育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推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第五条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应当统一规划、分类实施，实行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制定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并将其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行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

　　法制宣传教育经费应当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制宣传教育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

　　(二)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制定和组织实施法制宣传教育年度计划；

　　(三)组织法制宣传教育培训、考试或者考核；

　　(四)总结推广法制宣传教育的经验；

　　(五)推动依法治理工作；

　　(六)承办法制宣传教育其他事项。

　　第八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制定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安排经费，确定相应的部门和人员组织实施。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和年度计划应当报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九条 国家机关应当建立单位负责人集体学法制度。

　　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带头学法、守法和用法，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能力和水平。

　　第十条 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对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法律知识培训、考试或者考核，并结合司法、执法工作，有针对性地向社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系统学习和熟练运用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坚持依法履行职责，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第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各级各类学校根据教学大纲和教育特点，开展法制教育，保障法制教育课时、教材、师资、经费落实。

　　第十二条 负责国家工作人员选任工作的机关对拟提拔使用的人员进行考察时，应当将其法律知识水平和执法实绩纳入考察内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法律知识学习列入公务员培训计划，定期进行考试。

　　录用公务员，应当将相关法律知识列入考试内容。

　　第十三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业和信息化、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个体工商户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与培训，增强其诚信守法、依法经营、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第十四条 公安、民政、人口和计划生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流动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失业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其守法意识和维权能力。

　　第十五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部门应当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指导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法制宣传教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演出、出版和播映工作。

　　第十六条 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加强法制新闻报道和宣传，播(刊)法制宣传公益广告，履行好社会责任。

　　第十七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组织，应当根据自身工作特点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教育职工、青少年、妇女和残疾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履行法定义务。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指导村(居)民委员会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人员，通过广播站、宣传栏等形式对辖区内的村(居)民、流动人口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农村村民、城镇居民应当依法参与基层民主自治和其他社会事务管理活动，了解和掌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法律途径和法律常识。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通过课程教学、专题教育、课外活动等途径，对学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中小学校应当确定一名学校负责人负责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或者聘请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法制工作经验的人员兼任法制副校长，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第二十条 各级各类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将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培训规划和教学计划。

　　第二十一条 鼓励法学专家、法律工作者、法律专业学生等，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法律咨询、法制讲座、法律援助等活动。

　　鼓励建立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队伍，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志愿公益活动。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三条 对不履行本条例规定或者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考核不合格的单位，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对无故不参加法律知识考试的国家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1998年7月24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同时废止。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是苏东坡的一首极有名的描写“悍妻”的诗。

据说，在北宋的时候，元丰三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期遇上陈?V，两人遂成为好友。陈?V狂放不羁，傲视世间，隐居龙丘。陈?V在龙丘的房子叫濯锦池，宽敞华丽，家里养着一群歌妓，客人来了就以歌舞宴客，而陈?V的妻子柳氏，性情暴躁凶妒，每当陈?V欢歌宴舞之时，就醋性大发，拿着木杖大喊大叫，用力捶打墙壁，弄得陈?V很是尴尬。于是苏东坡就写下了这首诗来嘲笑陈?V。

这本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故事的背后所展示的却是一个中国古代特殊却又普遍的“悍妻”现象。

古代“悍妻”现象

翻看古籍史料，记载“悍妻”的并不少，如袁绍妇刘氏“甚妒。绍死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又毁其形”。李绍文的《云间杂识》也有这样一段记载：“松之悍妇，不能枚举。因夫以得贵，因贵以虐夫。有披发通衢，呼夫名而稠抵。”对“悍妻”诸多行径的描写可谓详尽。钱谦益也在《陈府君合葬墓志铭》中这样描述晚明时期的一对夫妻，丈夫陈钦光“长不满六尺，低首俯躬，语言????然”，而夫人“长身魁形，謦咳如伟男子”。两人不仅外貌反差极大，妻子更是屡屡当着外人的面数落夫君，毫不顾忌丈夫的脸面和影响，可谓十分凶悍。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封建伦理制度尚未健全的秦汉，还是“程朱理学”出现后，封建礼教早已系统化、理论化的明清；无论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宦之家，还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寻常百姓，“悍妻”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普遍存在。她们强势、彪悍甚至残暴，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格格不入。她们殴打丈夫、威逼亲属、仇怨邻里，对统治者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都有一定的破坏。

古代关于“悍妻”的法律规定

然而，早在《周易》中“夫刚妇柔”的理论基础就已牢固地建立，其言“坤”道柔顺，承奉于天；“坤”道处卑，待唱乃和之理。《礼记》中记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也涉及到妇女的具体言行。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之下，妻悍逐渐上升为一种法律过错，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体，问夫何论？当耐。”但此时，夫妻互相施暴，与常人斗罪量刑一致。

到了汉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可见，此时“悍妻”开始为法律所强力禁止，并且是否为“悍”，完全由丈夫判定，成为夫权的重要保障。

此后历代，随着儒家伦理道德的逐步建立，法律体系与内容的完善，有关妇女言行的规定更加详细而具体。

发展到清代，由于“例”成为与“律”并行的法律规范，根据个案成例而对“悍妻”加以惩处的情况更为广泛，如“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拟绞立决”的新例，就是根据乾隆四十五年“山阳县民妇倪顾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缢身死案”而确立下来的，倪顾氏生性泼悍，刻薄丈夫前妻的儿子，夫妻因此反目相殴，倪玉气忿自缢。根据先前的法律规定，应处以绞监侯，但刑部认为，应比依“殴夫至笃疾绞决”律拟绞立决。乾隆皇帝同意了刑部的意见，认为“妇之于夫，犹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同列三纲，所关綦重？”最终判处倪顾氏绞立决，并颁行新例通行。

除了法律规定，民间亦有诸多家族法规对女性的言行进行约束，如山东孔府的《训俗遗规》的规定“孝敬公姑，和睦妯娌，不凌虐婢妾，不残害妾生子女，妇人撒泼干犯长辈者，罚银一钱，责夫十板”等。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家族法规均对妇女的言行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规则，那为何在中国古代，“悍妻”现象并不罕见，甚至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生活领域呢？

古代“悍妻”形成原因

明代有一王氏，性格泼悍，竟一次性杖杀使女十余人。其时还有一程氏，也是穷凶极恶，居然把婢女杖杀后，将其尸体解剖放入木匣中，并把另外一婢女的阴部割落而欲杀之。

与上述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悍妻”杀死使女、婢女的原因，我们已经无法查明，但可以看出的是，这些“悍妻”生性泼悍、残忍、凶暴，视人命为草芥，随意残害。这不能不说是“悍妻”现象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人性中所本来具有的某些恶性，是无法通过礼法来加以限制和遏止的。

《大理历代名碑》中曾收进一块古碑拓片，据碑文记载，清道光年间，铁甲场地的男人们经常外出，而留守在家中的妇女却经常“屡行不义”，如偷盗邻居的家禽、菜园种植的蔬菜等。村姑们犯错被发现后不但不认错，反倒“转加唬吓寻死”。

可见，分析中国古代妇女的问题，注意到其顺从、卑下的特点之时，亦不可忽视她们的“无知”。古代妇女受教育程度很低，平民的家庭妇女更是很少接受教育，这种对知识的缺失，导致她们不懂“礼”、“义”，在丈夫纵容或者无人管教的情况下，即有可能恣意妄为。

如前案例所述，中国古代男子往往有纳妾、狎妓的风气，而夫妻感情的“排他性”，必然会导致妻子在面对丈夫纳妾或狎妓的行为时作出抗争性的反应。感情上的妒忌，必然会造成妇女行为上的乖张与彪悍；同时，丈夫寻欢甚至纳妾，必然会影响到妻子的经济地位。为了自保，妻子往往会变得敏感、狠毒，压榨对其构成威胁的其他女性。另外，中国封建社会男性的续婢纳妾，除了玩弄女性的原因外，延续子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婢妾一旦生子，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会骤然上升，这对嫡妻——尤其是未育子嗣的嫡妻来说，便是一种致命的威胁。这种威胁所产生的嫉妒和愤怒，必然会以乖张、暴戾的方式发泄出来。

中国古代在“男尊女卑”的格局下，亦十分注重“长幼有序”。作为处于“尊长”地位的女主人，并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妻子往往掌握家庭内部事物的管理权，包括子女教育权、惩罚权等。尤其在丈夫这方面能力欠缺的情况下，妻子往往要更加承担起“家不破”的重任。此时，处于家庭中重要地位的妻子，其完全可以管教子女、惩罚家眷甚至彪悍从事。

明朝中后期曾经出现过十分有趣的现象，“男为女饰，女作道装”的打扮，一时间成为社会风气。这种现象尽管是当时人们争奇斗艳的心理以及社会风俗奢靡的表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角色的变换。究其原因，与当时妇女在社会中经济地位的提升有着必然的联系。

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产品需求旺盛，促使家庭手工业迅速普及，在手工业领域，妇女较于男子具有某种优势，导致妇女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提高。

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导致妇女话语权的增强，其对无能的男主人表示的蔑视或不满，就往往以“悍妻”的现象表现出来。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丈夫的放纵或者懦弱、处于不同阶层的妇女地位的差异等。

中国古代的“悍妻”，有因“悍”入罪，受到严厉惩罚的；有恣意彪悍，周围人苦不堪言的；有“御夫有术”，丈夫甘之如饴的等等。纵然均为“悍”，却也形形色色，类型多样，看似特殊，却也普遍，对其原因的分析，或许对分析当今社会女性地位问题亦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