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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关系之探讨

复旦大学国际法专业2001级
刘新宇


内容提要：当今全球化愈演愈烈，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全球化的产物，也应该适应这一趋势。全球化向WTO提出了加强透明度、提高国民社会参与度的要求。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对于加强世贸组织的民主性和参与性具有重要意义。WTO制度中已经有了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实践。但是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要求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值得注意的是，WTO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依旧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持有怀疑态度，这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本文作者建议WTO借鉴其他政府间组织针对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的措施，切实改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国刚刚复关，中国领域内的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有利于维护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切身利益。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WTO 透明度 关系


一， 非政府组织对于WTO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的兴盛发展与其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多的参与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全球化被视为是一种“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外化”，①——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性的问题更多的需要在国际上得以解决，从而削弱了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这些活动的控制能力。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承认，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层面上的谈判与协商，这样也就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WTO也在全球化进程中完成了对GATT的继承，并成功的过渡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完整的一套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当然，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放弃WTO这个展现其能力的大舞台。正如一位环境问题专家所指出的：“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常用来解决国家间有关环境问题争端的机制”。② 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撇开了WTO就无法实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利益。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对于WTO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强化WTO的决策能力。当WTO的机构面临一些诸如贸易与环境等非其所长的专业知识时，从非政府组织获取的可利用资料、信息将有利于拓宽WTO对有关问题的分析基础，从而降低WTO决策机构发现事实和推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提高相关机构报告的质量。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由一国或数国的公民或公民的联合发起的并谋求某种公共利益的独立于国家的具有私人性质的组织。③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公民（团体）的意见。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这一公民或团体的意见已经无法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于是，非政府组织便成为这一部分公民的代言人。而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对于缺乏透明度的WTO来说，无疑是加强其为公众所认知的最佳途径。
最后，WTO协议中的仅允许缔约国方提供信息的规定无疑造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垄断。④ 如何打破成员国方提供信息的垄断并创造竞争环境以寻求建立最佳的政策制定机制成为WTO亟需解决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提供了一种最佳方案：在WTO中，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一个政府缔约方的情报提供竞争者的角色，这样就能利用其在某一专业领域的智力资源优势，发挥了非政府组织迅速发现问题并能及时做出反应的特长。从而在WTO体系内构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平行竞争机制，以期能更好的发挥各方面优势、集思广益，制定出最适宜的世界贸易政策。

二， 现行WTO制度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规定。
WTO各缔约方早已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意义，因此各方在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
织的协定》中，已经包含有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内容。该协定的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做出适当安排，以便与在职责范围上与WTO有关的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与合作。”另外，在1996年6月18日，总理事会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WT/L/162）①，建立了一整套WTO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框架。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包括：1，遵循《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2，各成员方认识到非政府组织能起到增进公众对WTO相关活动的认知程度的作用，因而各成员方愿意提高WTO的透明度并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3，为了达到更具透明度的目的，必须保证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有关WTO活动的信息，特别是比过去更快地取消对获取有关这些活动的文件限制。为此，秘书处将使相关资料（包括已经取消限制的文件）在互联网上公布；4，WTO秘书处应积极地采用各种方式，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直接联系；5,如果WTO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主席参加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会或其他会议，他只应代表其本人。除非该理事会或委员会做出其他的特别决定；6，各成员方重申WTO是一个对其成员方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拘束力的政府间组织。因此，各成员方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可能直接参与WTO的工作或其会议。
自1996年以来，WTO秘书处和各成员方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保持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而以上这些方针则起到了指导作用。WTO在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进行了如下几种尝试：
第一，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部长级会议。在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后不久，WTO各成员方就非政府组织参加新加坡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程序达成了一致意见：1，非政府组织将被允许参加大会的全体会议；2，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必须符合《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必须证明他们的活动与WTO的工作是由联系的。②
1996年12月的新加坡会议是WTO历史上第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主要会议。总共有159个非政府组织登记并参加了会议，其中的108个非政府组织（235名个人）代表环境、发展、消费者、商业和农民等各方面利益。另外，设在新加坡大会会场的非政府组织中心为与会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提供了会议场所、电脑设施和会议的官方文件等便利措施。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于1997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共有128个非政府组织（362名个人）。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除了参加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外，还参加了由秘书处主持的日常简报发布会——这是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一个特色，并被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个WTO保证其透明度的真正的信号。③
多哈部长级会议期间，WTO秘书处安排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感兴趣的成员方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正在考虑的有非政府组织参加一些活动包括：1，日常非政府组织简报会。秘书处会为已经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举行一天一次或两次的有关大会会议进程的工作简报发布会。这些简报发布会将由一些想同非政府组织交流的成员方的部长或官员来主持；2，特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简报会。有关一些特定问题的简报也将由总干事或秘书处官员集中向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发布。相关问题的确定取决于大会的主持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趣所在；3，由秘书处组织的讨论会。WTO秘书处将就非政府组织感兴趣的问题组织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将在非政府组织中心举行，同时面向所有多哈会议的与会者开放。①
第二，为非政府组织举行讨论会。自1996年以来，秘书处为非政府组织安排了许多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针对一些有关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切身利益的特定问题，如其中的三个讨论会是关于贸易和环境问题、一个关于贸易和发展问题等等。这就反映了WTO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实体，其本身的权利应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这些讨论会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同WTO成员方的代表讨论相关特定问题的机会。
第三，同非政府组织保持日常联系。WTO秘书处每天都会从全世界收到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询问信函。同时，WTO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既是独立的，也是作为秘书处组织非政府组织参加WTO活动的一部分。
第四，一些新的举措。在1998年7月的总理事会上，总干事通知各成员方，秘书处将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来增进同市民社会的对话。这些步骤有：从1998年秋开始，WTO秘书处将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日常工作简报；在WTO官方网站上增加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相关内容。另外，秘书处还会将其每月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论文的目录汇编成册并散发给各成员方。②

值得注意的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其报告中也对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 在沸沸扬扬的海龟案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前后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来文的态度明显不同。在本案中，专家小组认为：“…根据DSU第13条，专家小组掌握着寻找信息和选择信息来源的主动权。在任何场合，只允许争端当事双方和的三方直接向专家小组提供信息。在我们看来，接受从非政府组织途径来的未经征询的信息同DSU的现行规定是不符的。因此我们通知各当事方我们对于这些文件（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将不予考虑… ”③
而在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尽管肯定了专家小组评判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报告的行为是在DSU第12条和第13条授予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但上诉机构着重指出了专家小组在有关是否应该接受未作要求而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问题上对DSU相关条款所作的法律解释是错误的。上诉机构回顾了“荷尔蒙案”（WT/DS26），认为根据DSU第13条第2款，专家小组可以从任何相关途径寻找关于案件的信息，也可以咨询任何专家以得到他们关于案件特定方面问题的意见。在这里，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可以向“任何个人或团体”或“从任何来源”寻找“资料或技术信息”。同时上诉机构也强调了DSU第12条第2款，即“专家小组程序应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提供高水平报告，而又不会不适当的延误专家小组审案进程”。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了本案专家小组在解读“寻找（seek）"时，不必要的太过于注重正式性和技术性而以至于要求“任何个人或团体”首先必须得到专家小组的允许才能提交报告。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本案的情况下，基于实用或其他相关的目的，‘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与‘未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④因此，DSU授予专家小组寻找资料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专家小组可以禁止接受那些事先未经专家小组要求而提供的意见。
在本案中，上诉机构的报告直接肯定了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专家小组、上诉机构及当事方的法律上的意义，这就从侧面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活动范围得以拓宽。另外，本案对今后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涉及有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的案件也具有垂范作用。

三，评价。
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有所增强。正如WTO官方网站上所说的，“WTO自其成立以来的运作历程生动地表明了世界贸易体制从未像现在这样备受公众舆论的关注和审视”。①
然而，WTO各方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仍持怀疑态度。因此，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的作用依然有限。有意思的是，持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WTO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观点的大多是成员国的政府官员（而非专家或学者）。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只会扭曲而不是改善WTO的决策机制。综合起来，现在反对者持有以下几种意见，下面我来一一评述：
第一，担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特殊集团的利益。即认为当一个政策决定机构允许游说集团介入后，将存在着某一特殊的利益集团施加不平衡影响的可能性。有一些分析家认为，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减缓决议制定的进程进而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②还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许多非政府组织不赞成贸易自由化，因而担心它们的加入会阻挠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代表商业实体（通常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益的代表在WTO中已经存在。因此，纳入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产生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效果。从而抵消WTO中现存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而只会是降低而不是增加有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政策的产生的可能性。
第二，担心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影响WTO作为一个多边政府机构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WTO作为一个调整政府间关系的机构，只应保证成员国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一个或数个成员国国内公民的利益。这些公民的利益和他们所在国家的利益如何在WTO体系内得以调和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冲击主权国家在WTO中的地位，会使WTO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③
然而，非政府组织在本质上就具有跨国性的特征，它也有独立参加某些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一点早已在联合国体系中得以确认。给予非政府组织在WTO中发言和观摩争端解决程序的机会，并不排除各成员国依然可以闭门议事。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一些涉及政治的经济问题愈发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得以解决。因此，WTO不需要以一个纯粹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机构的形式存在。可以预见，非政府组织的加入能够强化WTO作为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的地位。
第三，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具代表性。此观点认为很难确定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的是哪些人或是多少人的利益。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怎样来保证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非政府组织应采用何种方式来保证它们的代表性和它们对其代表所负的责任？
我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在WTO对其开放后将更易于解决。所以，不应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相应的，在国际领域内，对非政府组织地位的重视程度应取决于该组织过去在增进其所参与的国际机构和其所代表的公众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贡献。
第四，还有一些人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可操作性问题，即担心控制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活动的难度过大。另外有一些观察家认为非政府组织在WTO会议上的出现会使一些成员国由于担心受其国内的指责而不愿暴露其真实的想法。这样反而有违吸纳非政府组织加入WTO以增加透明度这一做法的初衷了。①
有关非政府组织在WTO中活动的具体操作的确还存在着问题。目前WTO可以参照其他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做法，如世界银行早已建立起一套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它的会议和决策过程的程序。同样的，经合发展组织（OECD）近年来也拓展了与非政府组织接触的领域和范围。总之，要让非政府组织高效、更好的参与WTO的有关活动，实际中要克服的困难是有很多的，但过多地担心确实是不必要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会场外众多民众的示威游行而草草结束，预先拟发动的新一轮多边谈判也淹没在一片反全球化的口号声中。②
尽管西雅图会议以失败告终，尽管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它给人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向WTO发出了其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和争端解决程序应更具透明度的讯号。WTO处于正在浮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核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和程序正日益被视为协调好全球范围内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WTO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处于一种“幕后运作”的状态了。
其实早在战后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时，创立者们已经清楚的预见到了非政府组织将扮演的重要角色。 后来，GATT的第一任行政首长，Eric Wyndham White先生，提出了一项非政府组织议程。他建议ITO：1，起草一份给与磋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单；2，邀请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出席ITO大会并允许他们提出议案和自由发言；3，就ITO活动领域内的问题向非政府组织提出咨询；4，任命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③这一方案可以看出ITO的创始者们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认识。只可惜ITO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立，而以临时协议的形式出现的各方妥协的产物——GATT对这一问题没有充分重视，从而失去了与非政府组织握手的良机。
山东省日照市人民政府


日照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
政府令30号

《日照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6年4月12日市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





　　　　　　　　　　 代市长

二OO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日照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建立规范的收缴制度，保护缴费人的合法权益，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廉政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级政府非税收入的收缴、管理、使用和监督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非税收入，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利用政府权力、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或提供特定服务收取的税收以外的财政资金，包括：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
（二）专项收入；
（三）彩票公益金收入；
（四）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五）罚没收入；
（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八）其他政府非税收入。
第四条　政府非税收入实行“项目分类管理、票款收缴分离、收入支出脱钩、综合财政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第五条　财政部门是政府非税收入的主管机关，负责编制政府非税收入年度预算，统一管理政府非税收入资金，其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监督等工作。
物价、审计、监察、人民银行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有关部门应当严格组织实施有关法律、法规确定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具体规定，大力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效率。

第二章　分类管理

第七条　政府非税收入应当依法设立、依法征缴、分类管理。
严禁越权审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项目。严禁擅自扩大征收范围和提高征收标准。
第八条　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为支持某项公共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及城镇公用事业附加等收入。
第九条　专项收入，包括排污费、水资源费、教育费附加、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费及价款收入、公路（水路）运输管理费等收入。
第十条　彩票公益金收入是指国家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通过发行彩票筹集的专项财政资金，包括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和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
彩票公益金按规定比例分享，专项使用。
第十一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规定程序批准，在向公民、法人提供特定服务的过程中，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原则向特定服务对象收取的费用。
第十二条　罚没收入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给予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财物等行政处罚所取得的资金和财物变价款。
第十三条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包括企业上缴的国有资本分享的税后利润,国有股红利、股息,企业国有产权（股权）出售、拍卖、转让收入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出租收入等。
第十四条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包括海域使用金收入、利息收入、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出租收入、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和转让收入、利用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设置停车泊位取得的收入，以及利用城市基础设施使用权、冠名权、广告权和特许经营权等取得的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的有偿使用，应当按照规定实行招标、拍卖和挂牌制度。
第十五条　其他政府非税收入，包括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及其他收入。
捐赠收入，是指以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以及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名义接受的非定向捐赠货币收入。不包括定向捐赠货币收入和实物捐赠收入。
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应当坚持自愿原则。

第三章　收缴管理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已确定征收或收取部门（以下简称执收单位）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由法定执收单位征收或收取；法律、法规未确定执收单位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由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机构直接征收或收取；尚不具备直接征收或收取条件的，可以依法委托有关部门、单位征收或收取。
法定执收单位根据规定委托其他单位征收或收取的，应当将委托协议报送财政部门备案，并对受委托单位的征收或收取行为实施监督管理，承担该征收或收取行为的法律责任；受委托单位可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征收或收取政府非税收入。委托代收手续费按有关规定执行。
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应当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大厅集中办理，但集中办理无法实现的除外。
第十七条　财政部门应当会同物价部门定期编制并公布《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将收费项目的名称、依据、范围、对象、标准、期限、执收编码等向社会公开。
委托其他单位收取政府非税收入的，应当将受委托单位和委托内容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政府非税收入实行收缴分离制度，罚没收入实行“罚缴分离”，其他政府非税收入实行“票款分离”。
执收单位在征收政府非税收入时，只开具缴款通知书或者罚款通知书，由缴款义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直接到银行代收网点将资金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
因地域条件所限，银行代收网点覆盖不到或收费零散等原因，暂不具备条件或难以实行收缴分离的政府非税收入，经财政部门批准，可以直接收取现款，但应当在收款之日起三日内将所收款项汇总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未经财政部门批准，执收单位不得当场收取政府非税收入现款；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缴款义务人应当按照执收单位规定的时间、数额、缴款地点，将款项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不得逃避缴纳义务。
第二十条　执收单位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征收政府非税收入，不得擅自缓征、减征、免征；缴款义务人确因特殊情况需要缓缴、减缴、免缴的，应当按照法定减免程序办理。
凡法律、法规没有对减、免、缓作出具体规定的，缴款义务人提出书面申请，执收单位签署意见，经财政部门审核报市政府审批后批复。
第二十一条　对已上缴的误征、多征政府非税收入，缴款义务人可以向执收单位提出退还申请，由执收单位签署意见，经财政部门审核后退付。
第二十二条　涉及上下级分成的政府非税收入，由执收单位全额上缴市财政专户，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再根据上级规定的分成比例通过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系统上划到上级财政专户或拨入下级财政专户。执收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政府非税收入资金直接上缴到上级执收单位或者拨付下级执收单位。
第二十三条　政府非税收入中需按有关规定依法纳税的，应当按照税务部门的规定使用税务发票，并将缴纳税款后的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
第二十四条　财政部门在代收银行开设政府非税收入汇缴财政专户，用于归集、记录、结算政府非税收入款项。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机构根据收入收缴和票据结报情况，对已缴入财政专户的政府非税收入实行定期清算，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报告。
其他任何执收单位不得擅自开设政府非税收入过渡账户。
第二十五条　财政部门会同人民银行确定政府非税收入的代收银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凡有收付款项业务的商业银行，均可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的代收银行。
第二十六条　各代收银行应当每日将代收的政府非税收入及时汇缴国库或财政专户，不得拖延、滞压和截留。
第二十七条　执收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向社会公布由本单位负责征收或收取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及其依据、范围、标准、时间和程序；
（二）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编报本单位政府非税收入年度计划草案；
（三）依照法律、法规向缴款义务人足额征缴政府非税收入款项，负责对符合减免条件的缴款义务人申请的申报；
（四）定期向财政部门报告本单位政府非税收入收缴情况和票据使用情况。

第四章　票据管理

第二十八条　财政票据分为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罚没票据和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内部）往来结算收据。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内部）往来结算收据是行政事业单位在进行往来资金结算时，收款单位向对方开具的收款凭证，仅作为收款单位向出款单位或个人出具的收到款项证明，不得作为报销凭证，也不得用于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
第二十九条　财政收费票据是执收单位用于征收政府非税收入的凭证，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具体负责财政票据的保管、发放、核销、检查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十条　执收单位在收缴政府非税收入时，应当向缴款义务人出具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政府非税收入（罚没）票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政府非税收入（罚没）票据的，缴款义务人有权拒绝缴款。
第三十一条　财政票据实行“凭证领购、分次限量、票款一致、验旧领新”制度。
执收单位按照收入级次或财务隶属关系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政府非税收入文件及《收费许可证》或《罚（没）款许可证》，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核发《票据准购证》。领购票据时，凭《票据准购证》和上次领购财政票据存根及使用情况，经审验无误且收缴一致后，限量领购。
《收费许可证》和《票据准购证》实行年审制度。
第三十二条　执收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财政票据登记、领用、保管、缴销、审核等内部管理制度，并设立财政票据管理台帐，指定专人负责。
不慎遗失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的，应当及时报告财政部门，并公告作废。
第三十三条　财政票据使用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转让、出借、代开财政票据；
（二）私自印制、发放、出售、伪造、销毁财政票据；
（三）使用非法票据或者不按照规定开具财政票据；
（四）用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内部）往来结算收据对外收费；
（五）各类财政票据之间相互串用 。

第五章　使用管理

第三十四条　政府非税收入纳入部门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除有规定专项用途或需补偿征收成本支出外，政府非税收入不得与执收单位支出挂钩。
第三十五条　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按照资金性质实行分类管理。各种具有专项用途的政府性基金，实行基金预算管理，专款专用，结余可结转下年度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用于执收单位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收入，通过部门预算安排，逐步实行收支脱钩管理。政府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等所取得的收入，除安排相应的补偿性征收成本和手续费支出外，其余由政府统筹安排使用。
第三十六条　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要求，编制综合财政预算，把政府非税收入形成的可用财力一并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统筹安排财政支出。
第三十七条　政府非税收入支出资金的拨付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八条　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非税收入等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考核监督，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三十九条　财政部门应当建立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绩效考核办法，完善激励机制，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或举报违法问题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统一安排。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非税收入的日常监督管理，开展不定期政府非税收入稽查和年审工作，依法查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违法行为。
执收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账证、报表、政府非税收入票据及相关业务工作等资料，如实反映有关情况，自觉接受财政、物价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违法行为，财政、审计、监察、物价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四十二条　对政府非税收入征缴和执收单位不履行职责，应收不收、应罚不罚、应缴不缴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依法严肃查处。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分别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和《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国务院令第28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四十四条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过程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代收银行违反本办法规定借故占用财政资金或发生无故拒收、压票行为，不及时汇划资金的，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十六条　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对财政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下达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市财政部门应当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于2006年6月1日起施行，1996年6月18日市政府发布的《日照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日政发〔1996〕82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