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下放行政权项的决定

上一篇: 青岛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条例
下一篇: 关于印发《国家中医重点专科协作组2012年工作绩效考核细则》的通知

认定自首的几个疑难问题

叶良芳 任啸雷


自首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刑罚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制度对于及时侦破案件、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促使罪犯认罪服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正确地认定自首，依法适用刑罚，最高人民法院在1984年4月16日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的基础上，又于1998年4月17日公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给予了明确规定。然而，在具体适用该解释时，就某些问题仍然会时常发生争议，有必要予以分析澄清。
一、“双规”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行为人主动向纪委投案或者因形迹可疑被纪委盘问教育后如实交代本人犯罪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这一点实践中一般不存在疑议。但行为人被纪委“双规”后被迫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是否应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这种行为仍然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应当认定为自首；有的认为这种行为刑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不应当认定为自首；还有的则认为纪委的“双规”措施相当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严厉，因此，行为人在“双规”期间如实供述的罪行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不是同种罪行的，应当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供述的是同种罪行，则不应当以自首论。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当认定为自首。理由如下：1、这种行为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要成立自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中，自动投案是如实供述罪行的前提，如实供述罪行是成立自首的关键。因此，“如实供述”应采严格标准，要求单独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共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以及所知的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主犯则必须交代所知道的整个共同犯罪的事实。“自动投案”则可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对投案的对象、时间、场所、方式和动机等不作特别限定，只要行为人出于己意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都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行为人接到“双规”通知后，虽然到案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也经过其自由意志的选择，是自愿接受国家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只要其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是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罪犯自动投案、悔过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作案。2、“双规”不属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是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党纪、政纪案件的必要措施。这种措施虽然也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却有着质的不同。首先，作出的主体不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监察部门是采取合署办公的工作方式的，“双规”措施是由行政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联合作出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是由司法机关作出的。其次，适用场所不同。“双规”措施必须在规定的地点进行，但规定的地点不能是司法机关的办公处所、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司法机关强制措施则没有适用场所的限制，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场所进行。第三，适用的前提不同。适用“双规”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适用司法机关强制措施的前提是行为人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已实施了犯罪或者有实施了犯罪的嫌疑。第四，适用的对象不同。“双规”适用的对象是党纪、政纪违法者，司法机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是现行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此，被纪委“双规”后而交代违法违纪事实的，不管行为人所交代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是否已经为纪委所掌握，都应视为司法机关未掌握，从而一律适用刑法第67条第1 款一般自首的规定，而无适用该条第2款余罪自首的可能。那种认为如果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如果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相同就不能认定为自首的观点，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实践中，纪委在查处案件时，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基本上可以认定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纪委在对行为人查问核实并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后，即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此处情况类似于行政机关移交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刑事案件。由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已为纪委所掌握，行为人又是一般性地承认纪委所指证的犯罪事实，并未供述新的犯罪事实的，所以只能算是坦白，不能认定为自首。实践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当纪委发现所查处的特定案件有可能构成重大犯罪时，往往会同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对案件展开调查，当对行为人适用司法强制措施后，行为人被迫承认犯罪事实的，则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劳动教养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劳动教养是指国家劳动教养机关机关依照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或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不够或不需要给以刑罚处罚，而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人，或者是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但尚不够被追究刑事责任，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被劳动教养的人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呢？对此，实践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被劳动教养人员丧失了人身自由，类似于服刑犯，因此其只有交代出与劳动教养原因不同的行为的，才可以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交代出的罪行与劳动教养原因相同，只是在程度上更为严重需要适用刑罚的，则不能算是自首。有的则认为如果将劳动教养人员排除在自首主体之外，不利于鼓励其积极改造，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相违背，因此应将劳动教养人员主动交代本人罪行的情况一律作自首处理。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措施毕竟只是一种行政处罚，它既不同于司法强制措施，也不同于刑罚处罚。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意志是自由的，也没有罪行被他人发觉的现实“危险”。因此，行为人在劳动教养期间供述本人罪行的，包括对劳动教养原因的事实作出重大更正和补充，以致有适用刑罚必要的，都应认定为自首。
三、 翻供后，能否成立自首？
实践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有的犯罪行为人主动投案后，在前一诉讼阶段尚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但在随后的诉讼阶段，如审查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等，由于畏惧严厉的刑罚或者受到他人不当教唆等原因，思想上又出现反复，以致又推翻原来的供述。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的，就应当对其定罪处罚。但行为人先前的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根据《解释》规定，如实供述的最后阶段是在一审判决前。换言之，如果被告人投案后，在一审判决前没有如实供述，但在二审期间出于某种动机才如实供述的，则不能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在任一诉讼阶段有推翻原供、拒不承认本人罪行行为的，即不应以自首认定；只有行为人在整个诉讼阶段自始至终如实供述本人罪行的，方可以自首认定。因为行为人只要有一次翻供行为，就表明其并没有悔罪之心，其主观恶性并没有真正消除或者减弱，对其从轻处罚的法律基础已经消失。另外，司法机关还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挖掘搜集其他证据来证明行为人犯罪的成立，因而自首的客观效果亦不复存在。鉴于行为人先前的供述行为没有保持必要的延续性，其积极效果已被其后的翻供行为所抵销，因此，自然就没有适用自首的余地。当然，行为人翻供后，司法机关经过侦查，没有找到其他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行为人重新又如实供述的（包括在二审供述），则仍应认定为自首。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区分翻供与辩护、上诉的界限。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针对控诉提出材料，发表意见，进行反驳和辩解的一种诉讼行为。辩护既可以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进行，也可以针对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与案件的事实问题无关，故不存在行为人翻供的可能。而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又可分为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和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当对案件的构成事实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其影响案件的定性，行为人对部分或全部事实进行否认，即可能导致整个犯罪不能有效成立，等于推翻了先前的有罪供述，应当认定为翻供；当对案件的非构成事实进行辩护时，由于其主要影响对案件的量刑，不影响对案件的定性，不能否定行为人先前的有罪供述，故不得认定为翻供。总之，只要行为人的辩解与其先前的供述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只要行为人对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没有否认，均是行为人依法行使辩护权，不能认为是翻供。一审判决作出后，行为人依法提出上诉，是其行使上诉权的表现，如果在二审过程中行为人没有否认先前的供述，同样不能以上诉行为来否定其先前的自首行为。另外，如果行为人翻供的内容不是主要犯罪事实或者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先前某些不实的供述，如实供述了整个犯罪事实，则仍应认定其如实供述了罪行，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四、 供述同种罪行的，能否成立余罪自首？
根据《解释》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余罪自首论；属同种罪行的，则以坦白论。这一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实践中应当严格予以适用。但是，具体适用这一规定时仍时有争议，焦点在于行为人供述的罪行与判决已确定或者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是同种罪行的，应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讲，应当予以认定。理由是：1、这一解释与法律规定不符。从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仅是规定余罪自首必须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罪行”，即司法机关还没有发现的罪行，并没有限定行为人供述的罪行必须是异种罪行。《解释》将其限定为同种罪行，显然缩小了余罪自首的成立范围，不利于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从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来看，对某个条款、字词等无论是作扩张解释还是限制解释，都必须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一解释违反了这一基本规则，属于不当解释。2、这一解释没有准确把握自首行为的实质。自首行为的意义在于行为人的主动供述行为既免除了司法机关为侦破查明案情所需的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从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罪服法及人身危险性的消除或减弱。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是供述罪行与先前罪行是否具有同一性、耦合性的问题，并不是供述行为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更与所供述的罪行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无关。无论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类型、性质如何，供述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愿将自己置于受国家追诉的地位，体现了犯罪分子悔罪自新的主观心理态度。既然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理上就不应区别对待。3、《解释》将这种情况作坦白处理对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完整。因为坦白是一种酌定情节，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处罚。如王某因受贿2万元而被司法机关拘留，在审讯中他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另外一次受贿9万元的行为。法院审理中因未考虑被告人这一供述情节，未对被告从轻处罚，使被告在服刑过程中一直申诉不断，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4、这一规定使认定自首会受司法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定罪是主观对客观进行判断的一种活动，其结论难免带有个人意志色彩。但是，将是否是自首与罪行的类型联系起来，则会导致不恰当的结果。如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在服刑期间如实供述了另一起伤害他人致死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在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备注：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01年第5期，有删节。




对于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的对策

劳教系02普本班 金占余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未成年犯犯罪情况的调查和了解，掌握了未成年犯的的基本情况，在分析犯罪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对策，并且最终确立了对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的对策。
[关键词]：未成年犯 教育改造 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令人担忧的焦点问题。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同时也是祖国的希望，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调查，探究其违法犯罪的原因，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教育改造对策，以求帮助未成年犯罪人员矫正恶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一、未成年犯的基本情况
　 （一）违法性。
所谓未成年犯是指已触急我国刑律，受到刑罚处罚的已满14周岁但不满18周岁的人。其违法行为的产生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就主观因素而言，主要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个体需要与满足需要手段上的认识错误等；就客观而言主要有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等。
（二）犯罪年龄低龄化，在校生犯罪率有所增加。
据有关部门内部资料显示:2001年上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122名，同比2000年增长了65.5%，占未成年犯罪总数的11.3%。随着低龄化犯罪的增加，在校学生犯罪也出现上升。2001年未成年人犯罪中，在校生有252名，其绝对数同比增长27.9%。
（三）类型多样化，手段成人化。
传统的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主要围绕“财、霸、性”，近年来出现了新情况：1.一般成人实施贩毒犯罪，未成年人也有较多参与；2.一般由男性实施的案件，一些女性未成年人也开始涉足；3.青少年犯罪团伙数量惊人增长，未成年人不仅卷入其中，而且成为某些犯罪团伙的核心人物；4.出现了个别模仿社会作案的犯罪现象。
(四)家庭教育不力。
从未成年犯犯罪人员的家庭来看:有的家庭父母离异或一方死亡，子女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心理和生理上产生了偏差，有的父母本身文化素质就低，又缺乏教育子女的有效方法，而动辄打骂训斥；有的父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而对其放任自流，有的父母双双下岗、经济拮据，疲于奔波再就业而疏于管教；“寄居型”家庭的孩子，父母管不到，亲戚管不了。而另一些独生子女的家庭，对孩子极端溺爱，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思想品德却得不到重视。
(五)文化水平低。
从文化程度来看:未成年犯罪人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且辍学、流学、退学的现象很常见。据笔者实习期间调查江苏某少管所的100名未成年犯罪人员来看，大部分未成年犯罪人员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其中文盲和小学的占29%，初中的占64%，初中以上学历的寥寥无几。从这个角度来看，少年犯罪，学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学校要贯彻义务教育和素质教育，同时也要对青少年加强法制教育，确保每一位青少年都完成义务教育，使其将来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少年教养人员犯罪的原因
当前社会上仍有“黄、黑、灰、白”的四色污染，这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工作是个不可小觑的社会问题。如果追寻每位未成年犯罪人员的犯罪历史和初始不良行为的形成，几乎都受过不良风气和黄赌毒现象的影响，这虽构不成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直接原因，但却是重要原因。
（一）青少年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和能力相当薄弱。
目前，青少年的法制教育不够完善，实效性比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青少年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许多未成年人对一些必备的法律知识知之甚少，甚至近乎法盲。这样，心理、生理尚未成熟，而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便会被黄色文化所吸引，甚至沉醉其中。当这种黄色文化对其消极影响一段时间后，他们对社会的认知程度将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对“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区分界限日益模糊，误认为黄色文化中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当今社会的客观表现。长此以往，青少年的心理将严重畸变，理想会严重扭曲，纯洁的心灵将被毒化，价值取向也会陷入不能自拔的误区，精神空间被狭隘、片面、颓废所充斥，超前消费和追求感官刺激的欲望日益增加。当他们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时，而自己又不能用理智去调节，低级的生理需求和物质需求便会成为其追求的先期目标，从而无视社会公德和法律规范，铤而走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二）当今社会的腐败现象给青少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某些拥有党政、经济等权力的腐败家长，对子女的违法犯罪行为包庇、纵容，严重妨碍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使其成为子女犯罪的诱因。而部分腐败官员热衷于公款消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和走后门拉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与一般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现象的存在，对辨别能力和抵抗能力较弱的青少年来说，会具有不可低估的反面影响，甚至还会引导青少年认为权比法大，随之产生亵渎法律的心理，导致其在违法犯罪后得不到有效的教育改造。社会生活中还具有很多种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诸如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及毒品的白色毒害也会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的取向。总之，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的“四色污染”，手段或隐蔽或刺激，让人防不胜防。他们利用青少年好奇心重，冒险性强，喜欢刺激追逐玩乐的心理，对其频频进行反面渗透，最终促使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社会中的畸变因素也是造成青少年犯罪重要原因。
离异、单亲家庭、特困户及无居所流浪人口子女群体是站在犯罪边缘的高危群体。该群体大都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缺乏物质生活保障或精神的正面引导，加之个别地区和部门的相关工作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落实相关国家政策，严重制约了预防青少年犯罪长效机制的建立实施。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求真务实，工作的着力点在基层，工作的结果体现在实效。要狠抓落实，更重要的是把制度工作措施落到制度层面，解决工作的长远发展问题。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
所谓道德，是指人们关于善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和法制是制约人们行为和调整人们关系的两大社会规范。法制对人们的约束，具有强制性和外在性，是一种“他律”；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具有自觉性和内在性，是一种“自律”。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道德的作用更为明显，道德教育对于人品的养成起着决定性作用。道德观念强，思想品德好的人，很少违法犯罪，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在小学、中学阶段形成不良道德习惯的学生，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可能性远比品德良好的学生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可能性大。“合抱之木，生于毫木。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对他们的一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加强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是预防他们违法犯罪的根本措施。
对未成年人进行道德教育，首先要提高家长和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水平。一个家长影响着自己的后代，一个教师影响着一群学生。模仿是未成年人的天性，所谓身教重于言传，空洞的说教是没有感染力的，所以家长和教师要切实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道德水平。加强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既是培养一代“四有”新人和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需要，也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根本措施和基础工程。
（二）加强法制教育。
只有学法、懂法，才能有效地避免违法犯罪，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未成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希望和未来，把他们培养成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懂法律的一代新人，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从相反的一个方面来说，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仍然日益严重，而不知法、不懂法，缺乏最起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观念，是导致其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很有必要。
（三）加强理想教育。
未成年人天真烂漫、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勾画着美好的蓝图。但是，未成年人在设计自己的理想时，往往出现一些缺陷。例如：缺乏理想或理想脱离实际，理想不稳定，低层次的理想充斥其内等等。同时有一些未成年人自卑心理很严重，因为自卑，他们总认为理想与他们无缘，感到自己提出的理想无法实现，从来不敢奢谈理想，以免遭到别人的耻笑。有一些未成年人则相反，他们有很高的自我评价，理想偏离实际，脱离了客观现实。对于这些情况，教育工作者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理想教育，让未成年人勇于树立理想，确立奋斗目标，激发其自信心。同时，要指导未成年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树立理想，让理想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中。有些未成年人树立的理想，只是停留在生活理想和职业理想的层次上。至于如何塑造完美人格很少意识到。对未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则考虑的更少。针对这种情况,教育工作者应当加强个别指导,对其理想的合理成分予以充分的肯定,对其不足之处予以细心的剖析,抓住适当时机,指导他们提高理想层次。由于未成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阶段，他们对自我的认识能力较差，对社会的需求则考虑的更少。因此他们对理想的设计往往带有浓厚的随意性和情绪色彩，易于受到暗示或兴趣发生转移时出现变化。针对这种情况教育工作者应督促未成年人坚持自己的奋斗目标，在遇到挫折时不要退缩，而应持之以恒，锲而不舍。
四、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的对策
（一）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78条也规定：“对未成年犯执行的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这些法律规定为教育改造未成年犯提出了基本要求，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针对不同的案件和不同的未成年人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将教育、挽救和惩罚相结合，争取教育、挽救多数，严厉打击少数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
（二）对未成年犯进行文化知识教育。
文化知识水平是构成个人精神文明的重要素质。对未成年犯进行文化知识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改变其智力结构，不仅是教育改造他们的需要，更是一次“立足眼前、着眼未来”的基础教育，对于提高未成年犯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未成年犯尽管触犯了刑法，受到了刑罚的处罚，但他们仍属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9条规定：“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创造条件。”因而未成年犯管教所要进一步提高对未成年犯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努力改造当前未成年犯文化教育时间少、开课少、师资匮乏以及重视生产劳动，忽视文化知识学习等现象。同时突出文化知识教育的主体性：（1）教育活动突出参与性。课堂以未成年犯学员为主体，把未成年犯学员看成是知识的主动探求者。教员的主要作用是教学活动的衔接、点拔和关键释疑。（2）课堂情境突出开放性。解放未成年犯学员的双手、大脑和空间。让他们多想一想，多做一做，多动一动。（3）认知活动突出主体性。引导未成年犯学员互教互学，成立4-6人的学习小组，开展工作或学习，缓解学习困难，增强学习信心，提高学习效果。
（三）对未成年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
由于未成年犯绝大多数正处于学龄阶段，尚未参与社会工作，基本上没有职业经历，其职业技能状况较成年犯更是一片空白，因而必须加强对他们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学会一定的生产技能，给刑满回归社会后的就业谋生创造条件。由于职业技术教育是培养未成年犯的一技之长，使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之材的有效途径，也是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的主要手段。因此，未成年犯的职业技术要着眼于实际，面向社会。首先要改变现在技术教育上岗培训的错误做法。根据罪犯的学历、刑期、捕前职业，开设多门类、多专业的技术培训；其次，开展刑释前的就业指导，同时根据他们所学专业和技术水平，向劳务市场和用人单位推荐，力争使他们刑释后很快就业。
（四）加强未成年犯的思想教育。
未成年犯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阶段，因而在对未成年犯思想教育过程中，要对 其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同时加强法制道德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和个人品德。通过对未成年犯进行法律援助，解决其自身存在的法律问题，引导他们深刻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国家、社会、人民、家庭及其个人所造成的危害，以激发其认罪、悔罪接受改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各方面社会力量投入到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在对其社会帮教的同时，加强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积极改善未成年犯与自己家人的关系，加强亲情教育，发挥家庭对他们的感召力，避免其产生孤独感和被遗弃感，增强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