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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广州市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实施办法》的通知
广州市人民政府


通知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广州市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州市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国家公务员的合法权利，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结合本市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公务员的辞职，是指国家公务员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申请终止其与国家行政机关的任用关系。
本办法所称的辞退国家公务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解除其同国家公务员的任用关系。
第三条 国家公务员的辞职辞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
第四条 本办法由广州市人事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章 辞 职
第五条 国家公务员要求离开国家行政机关，不再担任国家公务员职务，可以向任免机关申请辞职。
第六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辞职：
（一）在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上任职以及调离上述职位任职未满解密期的；
（二）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而且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
（三）由组织选派或出资参加培训后，未满规定服务年限的，以及与单位签定了服务协定（含聘任），未满服务年限的；
（四）新录用的国家公务员，试用期满后正式任职未满三年的；
（五）正在接受审查的；
（六）其他原因不宜辞职的。
第七条 国家公务员辞职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辞职书面申请，填写《国家公务员辞职申请表》；
（二）所在单位提出意见，按照管理权限报任免机关；
（三）任免机关人事部门进行审核；
（四）任免机关审批，并将审批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呈报单位及申请辞职的公务员，同时发给本人辞职证明。担任行政领导的公务员还应按法律程序办理免职手续。
第八条 国家公务员提出辞职申请后，所在单位或部门应当在接到辞职申请表之日起30日内提出意见并呈报审批；任免机关在接到申请表之日起90日内予以审批。凡不予批准的，应将有关材料退回原单位，并说明理由。逾期未予批复的，视为同意辞职。
国家公务员在辞职审批期间或按规定不得辞职的，不得擅自离职。对擅自离职的，给予开除处分，并不准重新录用到国家行政机关工作。
第九条 国家公务员辞职后，两年内不得到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营利性事业单位以及外商驻穗机构任职。

第三章 辞 退
第十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情况情形之一的，应予辞退：
（一）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的；
（二）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
（三）因单位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
（四）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日，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30日的；
（五）不履行国家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国家公务员纪律，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
第十一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辞退：
（一）因公负伤致残并被确认丧失工作能力的；
（二）患严重疾病或负伤正在进行治疗的；
（三）女性公务员在孕期、产期及哺乳期内的；
（四）已立案审查未结案的；
（五）国家和省、市另有规定的。
第十二条 符合辞退规定的国家公务员，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本人申请提前退休的，经批准可予办理退休，不作辞退处理：
（一）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
（二）工作年限满30年的。
第十三条 辞退国家公务员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所在单位在核准事实的基础上，经领导集体研究提出建议，填写《辞退国家公务员审批表》，按管理权限报任免机关审批。辞退建议必须说明辞退的法定事由和事实依据。
（二）任免机关人事部门进行审核；
（三）任免机关审批后，批准辞退的，以书面形式通知呈报单位，并抄送同级政府人事部门备案，同时发给被辞退的国家公务员《辞退通知书》；不批准辞退的，应将有关材料退回原单位，并说明理由。
区、县级市以下国家行政机关辞退国家公务员，须报经所在区、县级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国家公务员被辞退后，五年内不准重新录用到国家行政机关工作。

第四章 相关事宜
第十五条 国家公务员辞职或者被辞退后，不保留国家公务员身份，自批准之日的下月起停发工资，并同时取消国家公务员的其他福利待遇。实行聘任制的公务员被辞退后，聘用合同自行解除。
第十六条 国家公务员辞职或者被辞退，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15日内，办理公务交接手续和辞职、辞退手续，必要时应接受财务审计。对逾期不办理公务交接手续或拒不接受财务审计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七条 国家公务员辞职或者被辞退，其人事档案由所在单位在发出书面通知后的15日内，转交同级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管理。有关单位应按规定要求进行移交、接转和管理。
第十八条 国家行政机关辞退公务员，应按有关规定一次性发给辞退费，其标准按本人实际工作年限，工作每满一年（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发给本人一个月基本工资（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和工龄工资之和）。但最低不能少于3个月，最高不超过24个月。辞退费在单位的
行政经费中列支。
已实行失业保险的地区，不再发放辞退费。被辞退人员可按有关规定享受当地失业保险待遇。
被辞退人员重新录用为国家公务员后，再次被辞退的，发放辞退费的工作年限从重新工作之日起计算。
第十九条 国家公务员被辞退后，可到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登记待业或自谋职业。一年内被企事业单位录用的，其工龄可以连续计算；超过一年的，工龄从重新工作之日起与辞退前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重新录用后，其身份及工资待遇由录用单位按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十条 国家公务员对辞职未被批准或者对被辞退不服的，可根据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的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或提出申诉。
国家公务员在申请复核和申诉期间，原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二十一条 国家公务员辞职或被辞退后，其住房按单位的有关规定或协议办理，未签协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已向本人出售住房的，按本市住房改革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政府人事部门对公务员的辞职、辞退工作实施监督，对处理不当的，应予以纠正；对利用辞职辞退进行打击报复的，要依法追究责任；对应予辞退却拖延不办，或对国家公务员的辞职申请不按期批复的，应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三条 国家公务员被辞退后，进行无理取闹，扰乱机关工作和社会秩序的，由公安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处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凡本市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6年10月15日
法治目标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郭道晖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专列一节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就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作了较详细的提示。其中有两个新的提法，我认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观念升华。

　 一、由“基本方略”到“重要目标”

　 1．“十五计划建议”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相对于十五大报告中只作为党的治国的“基本方略”（即把民主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策略、手段），显然又进了一步。十五大以来，在法治宣传和贯彻上，我曾经撰文认为：人们只着重讲“依法治国”这个“基本方略”，而极少把它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重要目标联系起来，从而割裂了二者的紧密关系，以致把“依法治国”仅仅理解为“依法办事”，把“治国”的主体突出为政府，而非作为整体的人民与公民；把治国的客体理解为只是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从而把“依法治国”的“国”，只当作一个空间概念或地域概念，认为“依法治国”在中央是治全国（事务），在省则是“依法治省”，依此类推，依法治市、治县、治乡、治村，直到治民、治人。而不理解或不情愿把“治国”的首要客体理解为治“权”、治“官”，即以法或依法管好各级政府及其官员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落实以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制衡与监督国家权力，即实行“民治”，而不是“治民”。这才是法治国家的要义与基本目标。

　 这次“十五计划建议”把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到“重要目标”的高度，意味着把对法治的工具论观点，上升到价值目标的理念上，无疑是一大进步。这个提法如果得到全国人大的通过，那么，顺理成章的我国宪法序言中确认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中，也有必要加上或包括“法治”这一项。

　 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待中央决策部门能否积极推进政制改革和法制改革，抓紧落实各项强有力的法律措施，和广大党政干部是否能据此提高认识和坚决贯彻执行。否则，只停留在美好文字上，就仍会落空。

　 2．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就是说，我国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这“四个现代化”中，现在又新增了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这是极其重要的价值标准。在进入21世纪，亦即进入经济日渐全球化、权力日渐多元化和社会化、信息日益电子化的新时代，如果我们还固守旧时代的人治和集权体制，闭关自守，就难以应对国内日益复杂的矛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也难以遏制权力腐败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难以立足于“地球村”，作一个平等、自强的“村民”。

　 当然，什么是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有待深入阐释、探讨和实践的课题。

　 二、提出了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1．关于“公民参与”。

　 通常，我们的提法是“人民参与”。这在国外，同“公民参与”无甚差别，人民即宪法中的国民或公民，区别只在于“人民”是个复数。在我国，“人民”却是与“敌人”相对立的政治概念，公民则是指所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是法律概念。过去提“人民参与”，意味着敌人不能参与。从反右到文革中，不要说公民的政治参与，即使民事参与或民事权利，也是将所谓“敌人”排除在外。反右中，就曾经批判“54宪法”中确认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说是“敌我不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也仍审慎地提为“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既否定了在法律上同“敌人”讲平等，又排斥了适应国际法上的平等。当时有的法学者即已著文指出这个提法的片面性与有害性，认为应当改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后来法律界与法学界还争论过在判罪量刑中应否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法院院长甚至提出：“凡判刑十年以上的，就是敌人。”可见，“人民”与“公民”一字之差，界线何等分明！这反映了当时政法界“阶级斗争为纲”的幽灵余影犹存。

　 20多年过去了，上面这些观念已有了很大改变，“82宪法”也早已确认了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与权利。但是人民参与政治，还是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呢？并不是十分明确的。譬如法学界曾经争论过“公民在立法上是否也是人人平等”？一些学者仍坚持只能在适用法律上人人平等，因为立法权是政治权利，只有人民才有资格和权利参与；再则，敌人同人民怎能享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呢？———这抽象地说似乎成理。问题在于，依据什么标准来事先划定敌我？过去是根据其阶级出身和历史，现在不能再这样搞了。在非战争与革命时期，敌我界线并不很分明，只能在依法审判后，才能确定其是否犯罪和是否需要剥夺其政治权利；即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不一定就是敌人，称之为剥夺，本来就意味着他原本享有平等权利只因犯了罪，才被剥夺了某些权利的。因此，套用敌我矛盾这样的政治概念于法律与法治，是行不通也违反法理的。

　 现在，《建议》改“人民参与”为“公民参与”，有利于在观念上澄清混乱，和在实践上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十分重要的。

　 2．关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这里强调“有序”，是为了“防乱”。这有利于解除党政干部怕“一放就乱”，怕群众参与政治会“犯上作乱”的顾虑；也可防止群众无法无天地重演文革中的“大民主”。所谓“有序”，最主要的是建立和遵守法治秩序，亦即使“民主法制化”。这就要求抓紧落实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和其他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立法。诸如新闻法、出版法、社团法、舆论监督法、人大监督法、政务公开法、公民举报法、请愿法（使公民的上访和对政府的批评、建议纳入法治轨道）、申诉法等等。

　 上述立法的宗旨，主要是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正当行使，同时也要对这些自由有适当的限制。但限制的目的还在于保障自由，即防止公民滥用自由权利来侵犯他人的自由。在立法精神上，应当贯彻公民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以权利制衡权力和维护国家与社会稳定等原则。

　 总之，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解决日益复杂和紧张的各种社会矛盾，当务之急应是从制定公民政治权利的法律入手，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使权利落实，自由有序，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凝聚力，释放其政治与经济活力，推进政治与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犹豫不前是不可取的和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