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上交中央部分有关问题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5:55:28 浏览:8061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财政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上交中央部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上交中央部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计划单列市财政局：
为了推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工作的开展，同时根据地方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就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上交中央部分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根据国务院国发(1989)3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89)财综字94号《关于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的通知》关于分别上交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规定，应积极采取措
施，保证完成预算任务。
二、根据国发(1989)38号文件和(89)财综字94号文件中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主要用于城市土地开发建设，专款专用的规定，在1990年和1991年两年内，由地方上交中央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后，我部将根据不同地区的收入上交情况，分批酌情返还，在年终进行结算
。
三、考虑到各地不同情况，返还采取以下办法：经国务院批准的沿海港口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福州、广州、湛江)其上交中央收入的返还比例为95%至99%。上海浦东新区土地有偿出让收入上交中央部分的返还另行规定
；厦门市经济特区按财政部(90)财综字86号文件的规定办理。
经国务院批准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海南省经济特区，其上交中央收入的返还比例为85%至90%。
其他一般城市(包括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的除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外的地区)采用由地方逐项申报具体开发项目所需费用，由中央财政逐笔核定拨给。
四、对于不按国务院和财政部文件规定隐瞒上交中央财政收入的，经财政或审计部门查出后，对未按规定上交的收入部分，除令其补交外，中央财政要加收相当于隐瞒收入一倍的罚款。
1990年9月26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
杨琳
摘要：是坚守住现行法律的常规不变，还是接受先进理念并探讨其对案件作用？在张西德案中所体现出的张的身份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在国外早已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适用的实际恶意原则对于此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公民的言论自由、正常的舆论监督乃至民主问题都与此原则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名誉权 公众人物 利益平衡 实际恶意 实际恶意原则
全国注目的张西德诉陈桂棣、吴春桃名誉侵权案已于8月27日晚报轰轰烈烈地审结。而在我写此文时，张案的判决书还未出炉，大概仍在紧张的炮制之中吧。我想对于学法之人来说，张案的审结并不代表一切宣告终结，无论原、被告双方是否上诉，也无论他们会将官司打到何时。 此案虽暂停，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和疑问是诸多的。
听审过程中，我从未对原告的身份持有过任何疑义，因为觉得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在民事诉讼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应该享有民法所确认和保护的名誉权。不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所以对于张西德而言，无论他是当年的临泉县县委书记还是现在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他都有权提起维护自己名誉权的民事诉讼，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时过境迁，在对相关法学知识进行学习后，我彻底改变了头脑中的这种观念。张西德在作家书中的身份是时任临泉县县委书记，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这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到但却已被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很多年前即作出了规定的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以下笔者将按次序结合所学浅谈一下自己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
一 公众人物的概念
在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维克斯勒教授提出了公共官员的说法，在后来1967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美最高法院又将“公共官员”的概念扩展到“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1]。这样一来，除了政府官员以外如引人注目的娱乐明星、体育名，事业有成的著名企业家，以及见义勇为被报道的青年等等，都可以被囊括在后一个概念中。暂时，我们大可以将公众人物划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上有希望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的人，他们能预见到自己会成为比其他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的人，并且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愿望。如娱乐明星，政府高官，他们选择做这一职业时定会明白自己会成为媒体及大众关注的对象。另一类是主观上自己并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但因为一些偶然事件使得自己引起社会公众注意的对象，引起社会反响。如中了彩票头奖的人，见义勇为被歌颂的人。以上是我们从外延上给“公众人物”所作的解释，列举了它包括了哪些人。但是要想明白无误地理解一个概念的话，要求我们从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清晰的认识。“公众人物”的内涵又作何解呢？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并未给公众人物下过定义，这就使得下级法院在具体适用时感到难以适从。因此，迫于现实的需要最高院在1966年的“格兹控威切案”中曾尝试着给公众人物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公众人物是指该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独特的显著性，有些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相当的权力及影响力；说得更直接，即这些所谓的公众人物通常投身在特殊公共争议的最前线，以便能影响到这些年事件的解决方式。[2]虽然说已经讲了“说得更直接”但此定义仍不够具体，在具体操作中往往还是难以把握。但这是由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所致，大概也没有人能将所有的生活中的有关此概念的内容都包含在此定义中。但我想有了前面对公众人物的这一种分类，以此来判断某一个人是否是公众人物是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虽然在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其他的分类标准，但归根结底与以上的分类方式是大同小异的。
二 实际恶意原则的产生
先介绍一下产生此原则的著名案例。《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付费广告，内容为呼吁社会各界支持马丁·路德·金和南方民权运动，其中有抨击警察局不当行为的言论，且这些言论与事实有所出入。当地警察局局长沙利文以名誉受损为由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州法院判决原告沙利文胜诉，可从被告处获赔50万美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在上诉审中一致同意推翻原判，认定沙利文作为公共官员若不能举证证明对其职务行为进行批评的人是出于实际恶意即明知不对或不顾事实与否的轻率心理状态的话，便不能得到损害赔偿。[3]此案判决一出，实际恶意原则便诞生了，专门作用于与公众人物名誉权有关的案件。而在此之前，美国也是如我国现行的规定一样不将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作区分，在审理涉嫌诽谤的案件时。作为被告方的《纽约时报》聘请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宪法权威维克斯勒教授作为律师。他在上诉审中很巧妙地提出沙利文案涉及到的不仅是简单的诽谤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进而涉及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样的基本民权问题。他在案情陈述中提出的一些极有创建性的观点为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意见的形成作出了极为重要的铺垫。他提出了如下几条界定言论自由、对政府官员的批评与诽谤问题之间的界限的法律原则：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不能随意视为是诽谤行为；由此引发的诉讼必须遵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原则来审理；政治言论不能因伤害了政府官员的名誉而受到压制和惩罚。同时他还提出，如果政府官员要在诽谤诉讼中取胜，他们必须证明被告具有“事实上的恶意”（actual malice），即以明知故犯或肆无忌惮的方式使用已经明知虚假的材料来攻击和污蔑自己。[4]
三 确立实际恶意原则的意义
西方诽谤法研究学者认为，诽谤法就是努力求得保护个人名誉和言论自由 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言论自由包括了揭发坏事的确自由，同时也会带来损害他人名誉的后果。如果所发表的言论伤害了其他公民的人身、财产、或名誉，那么个人必须对其言所造成的损害负责。在沙利文一案之前，美国各洲的诽谤法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的。但在沙利文案中，以布伦南大法官为代表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传统的平衡“权利冲突”的理论作出了新的理解。一方面他们承认对私人诽谤要追加赔偿责任，并不剥夺公共言论自由或是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公民享有的其它自由。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强调一旦涉及公共官员或公共事物时结论就不一样了，要适用其它的原则来对待。歌德伯法官说：“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保证人民具有充分机会去决定并解决公共问题。每当涉及公共事物，疑问的解决就应有利于——而并非反对——言论自由。”[5]我们可以想象到，若按照传统的平衡“权利冲突”的理论来审理涉及公众人物尤其是政府官员的诽谤案且要求新闻媒体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所写事实完全属实的话，那么不仅任何不实之词将被禁锢、消灭，而且对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也会被眼见的现实搞的噤若寒蝉。公民的言论自由在实质上将遭到侵害。所以，我们不得不说维克斯勒教授所提出的涉及公共官员诽谤案的实际恶意原则是个天才的创造。我们也已经知道在美国这一原则在法官的努力下已不仅适用于公共官员，而且扩大到公众人物，甚至布伦南大法官在沙利文案之后的另外一个案件的判决中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规则。他说，即使是普通百姓，如果他对起诉某一“讨论公共利益或普遍关注”的问题的陈述时，那么他也应该被要求履行沙利文判例的检验标准。[6] 公众人物平日里往往出尽风头，甚至能呼风唤雨，比起一般公众来显然处于一种较强势的地位。若在对待诽谤，对待名誉权问题上对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适用同样标准的话，其实是表象上的平等掩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即使有不实之词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造成了不过分的伤害的话，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气或是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恢复名誉或降低损害程度所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的，较一般人要容易。所以，有学者主张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舆论监督和批评适当从严，而对于普通公民的名誉权保护适当从严是具有利益平衡的基础的，也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法律捍卫的是人民对公共事物不受限制的批评权力，而这一权力能否得到保护，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一问题上法律必须做出的最经济的选择，为了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个车，在某些情况之下必须丢掉官员名誉权这个卒。这也应该是法律应该给予人们的一种利益平衡。
洛克明确指出：“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着是因为自由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7]在洛克看来法律是以自由为目的旨在保护和扩大自由。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言论自由需要得到保护，它是民主的表现，它将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以及社会的自由程度既是人类发展程度的表征，也是人类向更自由空间迈进获得更新发展的保证。
四 实际恶意原则主要的不足之处
实际恶意原则在司法应用中的一个最大难题便是如何认定实际恶意。因为每个人对同一行为的认识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写作时使用的语言可能千差万别。在正当批评与恶意诽谤之间很难找到泾渭分明的界限。要原告去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恶意是很困难的，且原告有权对被告及其相关人员关于写作或编辑被原告认为对其进行诽谤的作品时的主观思想、心态、情绪进行盘问，同样这对于被告而言也是件难堪的事情，想方设法的盘问很有可能影响到其正常工作。[8]另外，有少量的公众人物胜诉的案件中法院几乎都判令被告给原告以巨额赔偿，且诉讼成本也很高，这就使得一些小的新闻单位生存的危机感很重，不敢越雷区。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对恶意的不实报导的憎恨。虽然美国的法学界对实际恶意原则也提出了不同的修正方案，但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任何一种方案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美国的若干判例表明，美国对于“公众人物”的范围、“实际恶意”的含义，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五 我国对实际恶意原则的态度
虽然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仍然如同美国在沙利文案之前的做法，即不分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公民一律“平等对待”。但沙利文案发生于1960年，也就是说实际恶意原则的初步形成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对此，我国法学界怎会熟视无睹呢？所以，我国的专家、学者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在学理上是有一番研究的。而且在实务上也出现了一批把实际恶意原则、言论自由、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权及社会的民主法治写入代理意见、在法庭上大声疾呼、有志于法治进步的律师的。如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浦志强律师。他在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侵权案中作为肖夏林的第二代理人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试图使法官接受这种观点，从而使案件出现了转折。虽然法院判决肖夏林胜诉的意见大意是说：肖夏林撰写的文章虽有不妥，但会出现褒贬两种结果，并不必然导致余秋雨社会评价降低，不构成对余秋雨名誉权的侵害。但是，浦志强律师的代理意见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的。我们也看到在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的判决书中出现了令人可喜的语言：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导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而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伤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9]而在张案中，鉴于张西德的“政府官员”这一身份，使得实际恶意原则的提出更具针对性。又，被告作家所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国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此案的棘手程度、受关注程度在有关名誉权的案件中都是空前的。
贺卫方教授曾指出：媒体是否构成对被报导对象的侵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对象感到其名誉受到了伤害，更应考虑记者及编辑在处理报导的过程中是否故意违反了新闻业者的基本伦理准则和正常工作程序。如果没有违反，或许并非故意违反，则不应该追究媒体的责任。[10] 但我想贺教授的意见能否施行又和我国新闻媒体的法律地位问题密切相关，而魏永征研究员认为这些“看来一时尚难实施”。[11]
按照实际恶意原则的观点来看的话，张案中被告对原告的描写是否严重失实已经可以适当被淡化。更应该考虑的是原告的身份问题及对原告的这种身份该适用怎样的原则。此案的判决事关重大，没有人能断言出结果一定会怎样，我们只能等待。路漫漫其修远兮，从张案的侧面我们能看到我们的法学家们缔造、引进、阐释法学理论的重要性，能看到律师们欲化理想为现实的坚毅决心。同时，我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性，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参考文献：
[1].参见李亚虹著：《美国侵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2].参见李瞻编译：《传播法——判例与说明》，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出版
[3].杨涛：《官员名誉诉权的合理限制》
[4].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5].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出版
[6].转引自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7].转引自张文显：《法理学》
[8].参见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9].转引自：《中国青年报》
[10].贺卫方：《名人的名誉权官司》，载于《南方周末》
[11].魏永征：《舆论监督和“公众人物”》，载于《国际新闻》
作者信息：杨琳、210046、南京财经大学仙林校区中苑宿舍１０栋１０４、apple_y1984@163.com
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
东府[2004]192号
关于印发经修订的《东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东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业经东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04年9月30日修订，并于2004年10月2日予以公布。现印发给你们，请组织实施。
东莞市人民政府
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东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2004年9月30日东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本市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房屋拆迁应当遵循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
第四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
第五条 市城建规划局是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市发展计划、建设、房管、土地管理、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文化、教育、民政、市政、税务、环境保护、交通、劳动、卫生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六条 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
第七条 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城市房屋拆迁资格证书；
（五）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六）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专用帐户的存款证明。
（七）产权自有、未设定抵押权的补偿安置用房证明。
前款第六项规定的补偿安置资金存款证明的金额不得低于补偿安置资金总额的60%。该存款金额与前款第七项规定的补偿安置用房价值之和不得低于补偿安置资金总额。补偿安置资金存款证明的金额达到补偿安置资金总额的，可以不提供补偿安置用房证明。
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总额的核定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决定，并且书面说明理由。
第八条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公告在实施拆迁的区域内张贴，并且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
房屋拆迁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拆迁的目的和依据；
（二）拆迁的地点和范围；
（三）拆迁期限；
（四）拆迁人、拆迁人委托的拆迁单位的名称；
（五）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法律救济途径；
（六）索取拆迁相关资料的地点；
（七）其他应当公告的事项。
因城市规划调整需改变拆迁范围的，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书面通知拆迁人。拆迁人应当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7日内，到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变更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手续。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将变更后的拆迁范围予以公告。
第九条 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
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
第十条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拆迁单位资格的审查、发证和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十二条 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拆迁单位出具委托书，并订立拆迁委托合同。拆迁人应当自拆迁委托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将拆迁委托合同报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被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第十三条 拆迁人或者接受拆迁委托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有关拆除施工安全管理的规定，所有拆迁项目工程，要通过招标投标或委托的方式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拆除。
自行拆迁的拆迁人或者接受拆迁委托的单位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将工程拆除施工组织方案报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在房屋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拆迁工作完毕止，拆迁范围内房屋的结构和附属设施的安全责任由拆迁人承担，但因使用人、使用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原因和不可抗力引起的除外。
第十四条 拆迁期间，拆迁人应当保障尚未搬迁的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原有的供水、供电等基本生活条件。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拆迁人的监督，切实保障被拆迁人的基本生活条件。
第十五条 自房屋拆迁公告公布之日起，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拆迁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并且不得以此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
（一）新建、扩建、改建、装修房屋；
（二）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三）租赁房屋。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拆迁人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十六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法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及价格金额；
（二）拆迁补偿方式；
（三）搬迁期限；
（四）违约责任；
（五）当事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第十七条 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
第十八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除本办法第十六条所列内容外，还应当包括补偿安置用房的权属证明、有关规划资料、价格金额、面积、地点、楼层、差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
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除本办法第十六条所列内容外，还应当包括货币补偿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
拆迁人应当自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之日起30日内，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报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凭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向公安、邮政、电信、市政、教育、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部门或者单位申请办理户口迁移、邮件传递、电话迁移、供水、供电、转学、转托以及变更营业地址或注销营业执照、变更税务登记等手续，相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二十一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市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法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二十二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和拆迁补偿款的提存公证。
第二十三条 拆迁中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文物古迹房屋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建设项目转让的，应当经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意，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予以公告。
第二十五条 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资金应当存入金融机构的专用帐户，全部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提供产权自有的补偿安置用房供被拆迁人选择，所提供的补偿安置用房应当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和本市规划配套要求，房屋的区位应当充分考虑方便被拆迁人的工作、生活。
在拆迁补偿安置完成前，拆迁人不得转让、抵押、租赁补偿安置用房，有关部门应当暂停办理该房屋的相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对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八条 拆迁人应当依法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十九条 被拆迁人可以选择拆迁补偿方式，但拆迁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不作产权调换，由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
第三十条 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根据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结构、质量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评估时点以房屋拆迁公告发布之日为准。
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补偿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达不到最低补偿标准的，按照最低补偿标准支付。最低补偿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一条 被拆迁房屋和补偿安置用房的价格，由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确定。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共同或者分别委托具备房屋拆迁评估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共同委托不成或者对分别委托评估的结果有异议的，经拆迁当事人申请，可以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补偿安置的依据。
拆迁当事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原评估机构书面申请复核估价；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技术鉴定。
拆迁房屋的评估技术规范、评估争议处理程序和有关管理规范，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会同市房产管理部门制订。
具备房屋拆迁评估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会同市房产管理部门定期公布。
第三十二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差价。
实行货币补偿，或者实行产权调换，拆迁人需补房屋差价的，应当在被拆迁人搬迁前一次性支付补偿款或者差价款。
由被拆迁人向拆迁人支付所调换房屋差价的，被拆迁人可以分期付款，首期付款不低于差价总额的30%。
第三十三条 拆迁公益事业用房的，拆迁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给予货币补偿。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房屋，可以由市房产管理部门代管：
（一）产权不明晰的；
（二）所有人死亡并且尚无法确定继承人的；
（三）所有人下落不明又无合法代理人的。
拆迁由房产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拆迁人应当与代管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当公证。被拆迁房屋应当依法办理证据保全。
被代管房屋的所有人出现或者继承人确定的，市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将产权调换的房屋或者货币补偿款及其银行利息返还该所有人或者继承人。
第三十五条 拆除设有抵押权的房屋，依照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执行。
第三十六条 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
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七条 拆迁人不得擅自延长过渡期限，周转房的使用人应当按时腾退周转房。
因拆迁人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的，对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应当自逾期之月起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对周转房的使用人，应当自逾期之月起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
第三十八条 拆迁人应当收回被拆迁房屋相关的权属证书，在拆迁完毕后到有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给予办理。
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为被拆迁人办理所调换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市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给予办理。
第四章 罚 则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一）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二）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三）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第四十二条 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转让拆迁业务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将拆迁业务转让给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还应当交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查处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已经进场实施拆迁的，可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协助。
第四十三条 房地产评估机构或评估人员违规评估被拆迁房屋的，或者被随机抽中后不履行评估职责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交由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查处。
第四十四条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的，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后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1996年1月11日东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东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杨琳
摘要：是坚守住现行法律的常规不变，还是接受先进理念并探讨其对案件作用？在张西德案中所体现出的张的身份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在国外早已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适用的实际恶意原则对于此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公民的言论自由、正常的舆论监督乃至民主问题都与此原则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名誉权 公众人物 利益平衡 实际恶意 实际恶意原则
全国注目的张西德诉陈桂棣、吴春桃名誉侵权案已于8月27日晚报轰轰烈烈地审结。而在我写此文时，张案的判决书还未出炉，大概仍在紧张的炮制之中吧。我想对于学法之人来说，张案的审结并不代表一切宣告终结，无论原、被告双方是否上诉，也无论他们会将官司打到何时。 此案虽暂停，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和疑问是诸多的。
听审过程中，我从未对原告的身份持有过任何疑义，因为觉得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在民事诉讼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应该享有民法所确认和保护的名誉权。不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所以对于张西德而言，无论他是当年的临泉县县委书记还是现在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他都有权提起维护自己名誉权的民事诉讼，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时过境迁，在对相关法学知识进行学习后，我彻底改变了头脑中的这种观念。张西德在作家书中的身份是时任临泉县县委书记，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这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到但却已被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很多年前即作出了规定的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以下笔者将按次序结合所学浅谈一下自己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
一 公众人物的概念
在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维克斯勒教授提出了公共官员的说法，在后来1967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美最高法院又将“公共官员”的概念扩展到“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1]。这样一来，除了政府官员以外如引人注目的娱乐明星、体育名，事业有成的著名企业家，以及见义勇为被报道的青年等等，都可以被囊括在后一个概念中。暂时，我们大可以将公众人物划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上有希望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的人，他们能预见到自己会成为比其他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的人，并且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愿望。如娱乐明星，政府高官，他们选择做这一职业时定会明白自己会成为媒体及大众关注的对象。另一类是主观上自己并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但因为一些偶然事件使得自己引起社会公众注意的对象，引起社会反响。如中了彩票头奖的人，见义勇为被歌颂的人。以上是我们从外延上给“公众人物”所作的解释，列举了它包括了哪些人。但是要想明白无误地理解一个概念的话，要求我们从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清晰的认识。“公众人物”的内涵又作何解呢？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并未给公众人物下过定义，这就使得下级法院在具体适用时感到难以适从。因此，迫于现实的需要最高院在1966年的“格兹控威切案”中曾尝试着给公众人物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公众人物是指该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独特的显著性，有些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相当的权力及影响力；说得更直接，即这些所谓的公众人物通常投身在特殊公共争议的最前线，以便能影响到这些年事件的解决方式。[2]虽然说已经讲了“说得更直接”但此定义仍不够具体，在具体操作中往往还是难以把握。但这是由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所致，大概也没有人能将所有的生活中的有关此概念的内容都包含在此定义中。但我想有了前面对公众人物的这一种分类，以此来判断某一个人是否是公众人物是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虽然在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其他的分类标准，但归根结底与以上的分类方式是大同小异的。
二 实际恶意原则的产生
先介绍一下产生此原则的著名案例。《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付费广告，内容为呼吁社会各界支持马丁·路德·金和南方民权运动，其中有抨击警察局不当行为的言论，且这些言论与事实有所出入。当地警察局局长沙利文以名誉受损为由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州法院判决原告沙利文胜诉，可从被告处获赔50万美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在上诉审中一致同意推翻原判，认定沙利文作为公共官员若不能举证证明对其职务行为进行批评的人是出于实际恶意即明知不对或不顾事实与否的轻率心理状态的话，便不能得到损害赔偿。[3]此案判决一出，实际恶意原则便诞生了，专门作用于与公众人物名誉权有关的案件。而在此之前，美国也是如我国现行的规定一样不将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作区分，在审理涉嫌诽谤的案件时。作为被告方的《纽约时报》聘请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宪法权威维克斯勒教授作为律师。他在上诉审中很巧妙地提出沙利文案涉及到的不仅是简单的诽谤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进而涉及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样的基本民权问题。他在案情陈述中提出的一些极有创建性的观点为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意见的形成作出了极为重要的铺垫。他提出了如下几条界定言论自由、对政府官员的批评与诽谤问题之间的界限的法律原则：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不能随意视为是诽谤行为；由此引发的诉讼必须遵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原则来审理；政治言论不能因伤害了政府官员的名誉而受到压制和惩罚。同时他还提出，如果政府官员要在诽谤诉讼中取胜，他们必须证明被告具有“事实上的恶意”（actual malice），即以明知故犯或肆无忌惮的方式使用已经明知虚假的材料来攻击和污蔑自己。[4]
三 确立实际恶意原则的意义
西方诽谤法研究学者认为，诽谤法就是努力求得保护个人名誉和言论自由 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言论自由包括了揭发坏事的确自由，同时也会带来损害他人名誉的后果。如果所发表的言论伤害了其他公民的人身、财产、或名誉，那么个人必须对其言所造成的损害负责。在沙利文一案之前，美国各洲的诽谤法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的。但在沙利文案中，以布伦南大法官为代表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传统的平衡“权利冲突”的理论作出了新的理解。一方面他们承认对私人诽谤要追加赔偿责任，并不剥夺公共言论自由或是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公民享有的其它自由。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强调一旦涉及公共官员或公共事物时结论就不一样了，要适用其它的原则来对待。歌德伯法官说：“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保证人民具有充分机会去决定并解决公共问题。每当涉及公共事物，疑问的解决就应有利于——而并非反对——言论自由。”[5]我们可以想象到，若按照传统的平衡“权利冲突”的理论来审理涉及公众人物尤其是政府官员的诽谤案且要求新闻媒体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所写事实完全属实的话，那么不仅任何不实之词将被禁锢、消灭，而且对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也会被眼见的现实搞的噤若寒蝉。公民的言论自由在实质上将遭到侵害。所以，我们不得不说维克斯勒教授所提出的涉及公共官员诽谤案的实际恶意原则是个天才的创造。我们也已经知道在美国这一原则在法官的努力下已不仅适用于公共官员，而且扩大到公众人物，甚至布伦南大法官在沙利文案之后的另外一个案件的判决中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规则。他说，即使是普通百姓，如果他对起诉某一“讨论公共利益或普遍关注”的问题的陈述时，那么他也应该被要求履行沙利文判例的检验标准。[6] 公众人物平日里往往出尽风头，甚至能呼风唤雨，比起一般公众来显然处于一种较强势的地位。若在对待诽谤，对待名誉权问题上对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适用同样标准的话，其实是表象上的平等掩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即使有不实之词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造成了不过分的伤害的话，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气或是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恢复名誉或降低损害程度所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的，较一般人要容易。所以，有学者主张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舆论监督和批评适当从严，而对于普通公民的名誉权保护适当从严是具有利益平衡的基础的，也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法律捍卫的是人民对公共事物不受限制的批评权力，而这一权力能否得到保护，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一问题上法律必须做出的最经济的选择，为了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个车，在某些情况之下必须丢掉官员名誉权这个卒。这也应该是法律应该给予人们的一种利益平衡。
洛克明确指出：“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着是因为自由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7]在洛克看来法律是以自由为目的旨在保护和扩大自由。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言论自由需要得到保护，它是民主的表现，它将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以及社会的自由程度既是人类发展程度的表征，也是人类向更自由空间迈进获得更新发展的保证。
四 实际恶意原则主要的不足之处
实际恶意原则在司法应用中的一个最大难题便是如何认定实际恶意。因为每个人对同一行为的认识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写作时使用的语言可能千差万别。在正当批评与恶意诽谤之间很难找到泾渭分明的界限。要原告去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恶意是很困难的，且原告有权对被告及其相关人员关于写作或编辑被原告认为对其进行诽谤的作品时的主观思想、心态、情绪进行盘问，同样这对于被告而言也是件难堪的事情，想方设法的盘问很有可能影响到其正常工作。[8]另外，有少量的公众人物胜诉的案件中法院几乎都判令被告给原告以巨额赔偿，且诉讼成本也很高，这就使得一些小的新闻单位生存的危机感很重，不敢越雷区。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对恶意的不实报导的憎恨。虽然美国的法学界对实际恶意原则也提出了不同的修正方案，但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任何一种方案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美国的若干判例表明，美国对于“公众人物”的范围、“实际恶意”的含义，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五 我国对实际恶意原则的态度
虽然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仍然如同美国在沙利文案之前的做法，即不分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公民一律“平等对待”。但沙利文案发生于1960年，也就是说实际恶意原则的初步形成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对此，我国法学界怎会熟视无睹呢？所以，我国的专家、学者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在学理上是有一番研究的。而且在实务上也出现了一批把实际恶意原则、言论自由、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权及社会的民主法治写入代理意见、在法庭上大声疾呼、有志于法治进步的律师的。如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浦志强律师。他在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侵权案中作为肖夏林的第二代理人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试图使法官接受这种观点，从而使案件出现了转折。虽然法院判决肖夏林胜诉的意见大意是说：肖夏林撰写的文章虽有不妥，但会出现褒贬两种结果，并不必然导致余秋雨社会评价降低，不构成对余秋雨名誉权的侵害。但是，浦志强律师的代理意见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的。我们也看到在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的判决书中出现了令人可喜的语言：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导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而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伤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9]而在张案中，鉴于张西德的“政府官员”这一身份，使得实际恶意原则的提出更具针对性。又，被告作家所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国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此案的棘手程度、受关注程度在有关名誉权的案件中都是空前的。
贺卫方教授曾指出：媒体是否构成对被报导对象的侵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对象感到其名誉受到了伤害，更应考虑记者及编辑在处理报导的过程中是否故意违反了新闻业者的基本伦理准则和正常工作程序。如果没有违反，或许并非故意违反，则不应该追究媒体的责任。[10] 但我想贺教授的意见能否施行又和我国新闻媒体的法律地位问题密切相关，而魏永征研究员认为这些“看来一时尚难实施”。[11]
按照实际恶意原则的观点来看的话，张案中被告对原告的描写是否严重失实已经可以适当被淡化。更应该考虑的是原告的身份问题及对原告的这种身份该适用怎样的原则。此案的判决事关重大，没有人能断言出结果一定会怎样，我们只能等待。路漫漫其修远兮，从张案的侧面我们能看到我们的法学家们缔造、引进、阐释法学理论的重要性，能看到律师们欲化理想为现实的坚毅决心。同时，我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性，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参考文献：
[1].参见李亚虹著：《美国侵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2].参见李瞻编译：《传播法——判例与说明》，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出版
[3].杨涛：《官员名誉诉权的合理限制》
[4].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5].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出版
[6].转引自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7].转引自张文显：《法理学》
[8].参见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9].转引自：《中国青年报》
[10].贺卫方：《名人的名誉权官司》，载于《南方周末》
[11].魏永征：《舆论监督和“公众人物”》，载于《国际新闻》
作者信息：杨琳、210046、南京财经大学仙林校区中苑宿舍１０栋１０４、apple_y1984@163.com
东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东府[2004]192号
关于印发经修订的《东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东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业经东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04年9月30日修订，并于2004年10月2日予以公布。现印发给你们，请组织实施。
东莞市人民政府
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东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2004年9月30日东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本市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房屋拆迁应当遵循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
第四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
第五条 市城建规划局是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市发展计划、建设、房管、土地管理、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文化、教育、民政、市政、税务、环境保护、交通、劳动、卫生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六条 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
第七条 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城市房屋拆迁资格证书；
（五）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六）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专用帐户的存款证明。
（七）产权自有、未设定抵押权的补偿安置用房证明。
前款第六项规定的补偿安置资金存款证明的金额不得低于补偿安置资金总额的60%。该存款金额与前款第七项规定的补偿安置用房价值之和不得低于补偿安置资金总额。补偿安置资金存款证明的金额达到补偿安置资金总额的，可以不提供补偿安置用房证明。
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总额的核定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决定，并且书面说明理由。
第八条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公告在实施拆迁的区域内张贴，并且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
房屋拆迁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拆迁的目的和依据；
（二）拆迁的地点和范围；
（三）拆迁期限；
（四）拆迁人、拆迁人委托的拆迁单位的名称；
（五）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法律救济途径；
（六）索取拆迁相关资料的地点；
（七）其他应当公告的事项。
因城市规划调整需改变拆迁范围的，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书面通知拆迁人。拆迁人应当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7日内，到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变更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手续。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将变更后的拆迁范围予以公告。
第九条 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
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
第十条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拆迁单位资格的审查、发证和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十二条 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拆迁单位出具委托书，并订立拆迁委托合同。拆迁人应当自拆迁委托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将拆迁委托合同报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被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第十三条 拆迁人或者接受拆迁委托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有关拆除施工安全管理的规定，所有拆迁项目工程，要通过招标投标或委托的方式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拆除。
自行拆迁的拆迁人或者接受拆迁委托的单位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将工程拆除施工组织方案报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在房屋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拆迁工作完毕止，拆迁范围内房屋的结构和附属设施的安全责任由拆迁人承担，但因使用人、使用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原因和不可抗力引起的除外。
第十四条 拆迁期间，拆迁人应当保障尚未搬迁的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原有的供水、供电等基本生活条件。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拆迁人的监督，切实保障被拆迁人的基本生活条件。
第十五条 自房屋拆迁公告公布之日起，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拆迁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并且不得以此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
（一）新建、扩建、改建、装修房屋；
（二）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三）租赁房屋。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拆迁人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十六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法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及价格金额；
（二）拆迁补偿方式；
（三）搬迁期限；
（四）违约责任；
（五）当事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第十七条 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
第十八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除本办法第十六条所列内容外，还应当包括补偿安置用房的权属证明、有关规划资料、价格金额、面积、地点、楼层、差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
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除本办法第十六条所列内容外，还应当包括货币补偿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
拆迁人应当自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之日起30日内，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报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凭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向公安、邮政、电信、市政、教育、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部门或者单位申请办理户口迁移、邮件传递、电话迁移、供水、供电、转学、转托以及变更营业地址或注销营业执照、变更税务登记等手续，相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二十一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市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法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二十二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和拆迁补偿款的提存公证。
第二十三条 拆迁中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文物古迹房屋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建设项目转让的，应当经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意，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予以公告。
第二十五条 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资金应当存入金融机构的专用帐户，全部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提供产权自有的补偿安置用房供被拆迁人选择，所提供的补偿安置用房应当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和本市规划配套要求，房屋的区位应当充分考虑方便被拆迁人的工作、生活。
在拆迁补偿安置完成前，拆迁人不得转让、抵押、租赁补偿安置用房，有关部门应当暂停办理该房屋的相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对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八条 拆迁人应当依法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十九条 被拆迁人可以选择拆迁补偿方式，但拆迁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不作产权调换，由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
第三十条 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根据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结构、质量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评估时点以房屋拆迁公告发布之日为准。
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补偿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达不到最低补偿标准的，按照最低补偿标准支付。最低补偿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一条 被拆迁房屋和补偿安置用房的价格，由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确定。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共同或者分别委托具备房屋拆迁评估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共同委托不成或者对分别委托评估的结果有异议的，经拆迁当事人申请，可以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补偿安置的依据。
拆迁当事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原评估机构书面申请复核估价；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技术鉴定。
拆迁房屋的评估技术规范、评估争议处理程序和有关管理规范，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会同市房产管理部门制订。
具备房屋拆迁评估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会同市房产管理部门定期公布。
第三十二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差价。
实行货币补偿，或者实行产权调换，拆迁人需补房屋差价的，应当在被拆迁人搬迁前一次性支付补偿款或者差价款。
由被拆迁人向拆迁人支付所调换房屋差价的，被拆迁人可以分期付款，首期付款不低于差价总额的30%。
第三十三条 拆迁公益事业用房的，拆迁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给予货币补偿。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房屋，可以由市房产管理部门代管：
（一）产权不明晰的；
（二）所有人死亡并且尚无法确定继承人的；
（三）所有人下落不明又无合法代理人的。
拆迁由房产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拆迁人应当与代管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当公证。被拆迁房屋应当依法办理证据保全。
被代管房屋的所有人出现或者继承人确定的，市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将产权调换的房屋或者货币补偿款及其银行利息返还该所有人或者继承人。
第三十五条 拆除设有抵押权的房屋，依照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执行。
第三十六条 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
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七条 拆迁人不得擅自延长过渡期限，周转房的使用人应当按时腾退周转房。
因拆迁人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的，对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应当自逾期之月起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对周转房的使用人，应当自逾期之月起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
第三十八条 拆迁人应当收回被拆迁房屋相关的权属证书，在拆迁完毕后到有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给予办理。
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为被拆迁人办理所调换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市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给予办理。
第四章 罚 则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一）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二）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三）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第四十二条 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转让拆迁业务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将拆迁业务转让给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还应当交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查处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已经进场实施拆迁的，可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协助。
第四十三条 房地产评估机构或评估人员违规评估被拆迁房屋的，或者被随机抽中后不履行评估职责的，由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交由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查处。
第四十四条 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的，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后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1996年1月11日东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东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