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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抚顺市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8月26日辽宁省抚顺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4年9月25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养老保险基金
第三章 养老保险待遇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保障城镇劳动者离退休后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安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下列人员：
（一）城镇企业的职工，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中的劳动合同制工人、临时工、聘用制干部及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职工；
（三）城镇个体经济组织的从业人员。
第三条 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基本养老保险是强制性保险；补充养老保险是用人单位根据其经济效益和支付能力为劳动者建立的保险；储蓄性养老保险是劳动者个人自愿参加的保险。
第四条 依法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义务；按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是城镇劳动者的权利。
第五条 市社会保障委员会领导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养老保险工作，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市劳动、人事部门分别是企业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
市社会保险总公司是经办养老保险业务的机构。
第六条 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水平应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

第二章 养老保险基金
第七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统一征收，实行市级统筹。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合理负担。
第八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
（一）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基金存款利息；
（三）依法收取的滞纳金；
（四）基金增值的收入；
（五）财政补贴；
（六）其他收入。
第九条 按下列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一）建筑安装企业由建设单位按工程造价的5．13％缴纳；
（二）外商投资企业以中方全部职工月工资总额的17％和退休费总额的50％按月缴纳；
（三）其他用人单位以本单位月工资收入的17％和退休费总额的50％按月缴纳；
（四）职工个人及从业人员以月工资收入的2％按月缴纳。个人月工资收入超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部分不缴纳。
无法确定工资总额的单位和个人均以上一年度市社会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缴。
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费率，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经济发展和工资收入水平予以调整。
第十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其开户银行代为扣缴；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所在单位从其工资中代为扣缴；私营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地方税务机关协助收缴；个体经济组织及从业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所在经营
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助收缴。
第十一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不实行减免。用人单位暂无能力缴纳的，经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报养老保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暂缓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一次暂缓缴纳期限不得超过半年。缓缴期满后，用人单位应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连续计算。
第十二条 依法宣告破产的企业，从清理财产中清偿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一次转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在银行开设的专户。
被拍卖、兼并企业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接收单位负责缴纳。
企业改制后的法定代表人必须依法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第十三条 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在制造费用或管理费中列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事业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在行政经费或事业费中列支。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可根据经济效益和职工的岗位、技能、工作年限、劳动态度及贡献大小，自主决定为职工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养老保险费在盈余公积金中列支。
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每年不得超过本单位职工两个月平均工资；对为社会或单位做出突出贡献的职工，每年最多不得超过本单位职工五个月平均工资。

第三章 养老保险待遇
第十五条 养老保险待遇的项目：
（一）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
（二）国家、省、市规定的政策性补贴；
（三）离退休人员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
（四）国家规定的其他待遇。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累计十年以上，并符合国家规定离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从办理离退休手续次月起，至失去享受养老保险条件止，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第十七条 基本养老金由社会性养老金和缴费性养老金两部分构成。社会性养老金按劳动者离退休时上一年全省社会月平均工资25％计发；缴费性养老金按缴费期间个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和缴费年限计发。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累计不足十年的，不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发给一次性养老生活补助费。发放标准按照缴费每满一年发给三个月离岗时的上一年全省社会月平均工资。
第十九条 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每年七月一日调整一次。调整标准按省统一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基本养老金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发放或由离退休人员所在单位代发；补充养老保险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金及其利息在劳动者离退休后，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根据本人意愿一次或分次支付。
劳动者在职或离退休后死亡的，个人享有的补充养老保险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金余额，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处理。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补充养老保险费和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费，分别存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养老保险基金专户，专项存储，专款专用。
第二十二条 存入银行的养老保险基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计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所得利息，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基金所得利息，记在个人名下。
第二十三条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当期收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额的6％提取积累金。积累金用于下列情况：
（一）发生自然灾害造成基本养老保险费收缴困难；
（二）发生本条例第十一条所列情况，严重影响基本养老保险费收缴；
（三）出现离退休高峰，基本养老金支大于收；
（四）其他特殊情况。
第二十四条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当期支付的基本养老金总额的1％向省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缴纳调剂金。
第二十五条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不高于3％的比例从当年实际收缴养老保险基金总额中提取管理费。具体提取比例，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管理费用于下列开支：
（一）养老保险工作人员的工资、补贴及福利费；
（二）宣传费、业务费、公务费；
（三）设备购置费；
（四）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费；
（五）奖励养老保险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六）按规定向省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上缴的管理费；
（七）其他与养老保险管理工作有关的开支。
第二十六条 养老保险基金、积累金及管理费不计征税、费，当年结余转入下年使用。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录用、调入、调出、辞退、除名及解除劳动合同后十日内，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转移、停保等有关手续。
第二十八条 劳动者达到养老保险条件或离退休人员失去享受养老保险条件以及供养直系亲属应享受待遇条件发生变化时，所在单位应在一个月内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九条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可以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金购买国家债券或在有担保的情况下经社会保障委员会批准，委托金融机构以短期贷款的方式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增值部分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养老保险基金不得用于风险性投资。
第三十条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应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和使用情况定期向社会保障委员会报告，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第三十一条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应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会计、统计、审计等管理制度。
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接受财政、审计、人民银行等部门和工会的监督。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有权对管辖区域内参加养老保险的单位进行监督查询。被检查单位应积极配合，并据实提供检查所需的帐册、报表等有关资料。
第三十二条 职代会和退管组织有权对本单位参加养老保险、缴纳养老保险费和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离退休养老金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个人有权核查本人的各项养老保险费缴纳和养老金领取情况，用人单位和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应提供方便。
第三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侵占或挪用养老保险基金。
养老保险基金不得用于平衡财政收支，不得用于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拒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由养老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视情节轻重处以一至五万元罚款，并对单位法定代表人处以一至五千元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无故少缴、不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单位，由养老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缴。逾期仍不缴纳的，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日加收欠缴额5‰的滞纳金，并由养老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处以欠缴额5％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单位谎报参保人数和瞒报工资总额造成基本养老保险费欠缴，由养老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缴足欠缴额，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日加收欠缴额5‰的滞纳金，并由养老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处以欠缴额5％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对以非法手段骗取养老金的，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追回其全部非法所得，并由养老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处以非法所得金额20％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对截留、侵占或挪用养老保险基金的，除全部追回本金及非法所得外，由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对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障委员会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减免或增加单位、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二）擅自停、减发或增发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
（三）由于管理不善，造成养老保险基金损失的；
（四）擅自改变养老保险基金、积累金及管理费用途的；
（五）贪污养老保险基金、积累金及管理费的。
第四十条 离退休人员失去享受养老保险条件后，继续冒领养老金的，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追回其冒领金额，对冒领者给予批评教育，并视其情节轻重，由养老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处以冒领金额一至五倍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对干扰、阻碍、破坏养老保险正常工作秩序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养老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应下达处罚决定书。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养老保险行政主
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 劳动者养老保险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依法申请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缴费年限，是指实行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制度前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个人连续工龄与实行缴费制度后的实际缴费年限之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失去享受养老保险条件，是指劳动者死亡、被追究刑事责任期间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六条 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本人可参照本条例自愿参加养老保险。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1994年9月25日
法治建设初级阶段司法权的适度强化
——以能动司法为重点的分析

尹振国


　　“国无恒强，无恒弱，奉法强则强，奉法弱则弱”，依法治国，建设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国家是我们必然的选择。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之开始了近现代化的艰难转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的艰辛与盲目、痛苦与执着、血泪与战火难以详尽。在这一历程中，1901年沈家本主持修律开启了中国法治百年历史。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中华民族百年法治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人历经屈辱和苦难的觉醒，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性认识。
法治的本意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法、依不依法、守不守法，而在于国家权力在法之上还是在法之下、是人依法还是法依人。依照法治的标准，环视今日之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是法治国家。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法治建设经验来看，他们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质性阶段，从时间上来看，通常不过二、三十年。从1997年正式宣布建设法治国家开始，时间已经过去整整12年了。但是，无论从法律制度本身的规模和质量来看，还是从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运行状况来看，我国的法治建设水平还是相当落后的。当前，中国的社会控制机制正在经历由意识形态控制向法律控制的转变过程，正在经历由人治或半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一国的法治建设水平总是和一国的经济建设水平、政治民主化程度、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作为现代国家三大权力之一的司法权（本文所称的司法权是狭义的，仅指法院的权力），在法治建设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在法治建设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司法权的配置和运行总是要受到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初期，正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刑事犯罪高发期、对敌斗争复杂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权如何积极回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如何更好地履行自身的职责。这是我们应当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
　　一、从能动司法切入
　　能动司法或者称为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一个外来词，在中国的词典里是找不到这个词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司法能动视为一种裁判理念，是“法官在司法能动主义的指导下，将自己关于公共政策的观点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来裁判案件。通常，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多会出现认定违宪以及忽略在先判例的倾向”。
　　能动司法实际上是在美国法律语境里使用的一个词，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密切相关，是联邦最高法院司法独立、司法至上、司法权扩张的反映。
　　“司法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司法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当社会发展的程度超过先例的容量时，必须突破先例，创造新的规则，这就是“法官造法”，也是普通法系国家司法运行的基本规律。可以说，普通法系的法官天然地具有司法能动的条件和冲动。“司法能动主义的根本宗旨是，法官应当审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并且要广泛利用他们的权力，尤其是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平——即保护人的尊严。能动主义的法官有义务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运用手中的权力，尤其是运用将抽象概括的宪法保障加以具体化的权力去这么做……法官在宪法解释的过程中，不应当受制宪者立法意图的限制。能动主义者倾向于更少强调绝对遵循先例，主张一种广泛的司法救济权。”（[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著，黄金荣译，《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第3-6页）
“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在动荡的社会矛盾中主动承担了社会工程师的角色，通过判决的方式对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公民善良违法等宪法权利确立了普遍原则。尽管有司法被动主义作为其对立面，但由于它是司法精英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又是普通法制度的产品，是法官造法的一种形式。”（信春鹰：《中国是否需要司法能动主义》）
　　所以，可以把司法能动的方法概括为不遵循先例的法官造法，目的概括为促进社会公平。
　　在美国，法院最初被认为是“危险性最小”的部门，表现出司法克制主义的倾向。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拥有对国会和州立法进行审查的权力，可以被认为是司法能动主义在美国的起源。随着社会的发展，联邦最高法院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沃伦法院时期，能动司法或能动司法主义的观念和实践在美国发展到了极致。以首席大法官沃伦为代表的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法官坚持自由主义的司法理念，在民权领域高举司法能动主义的旗帜，在反对种族歧视、保障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堕胎、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保护刑事被告人的人权等许多问题上都通过相应的判决改变了原有的法律。”（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能动司法也是美国三权分立原则在司法中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领域不断扩大，行政权的范围和深度也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司法能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奠定在国家权力整体扩张、特别是行政权扩张的背景下。强大的行政权如果配之羁束的司法权，那么，传统的分权制衡原则就会荡然无存。可以认为，司法能动主义是司法权扩张的一种表现，也是在资本垄断经营背景下，权力关系重新博弈，或者重新安排权力制约关系的一种方式。”（《权力扩张与司法能动：第四届全国法律方法论坛闭幕词》）
　　今天的司法能动主义已经延伸至司法审查之外的其他司法活动中，现在要给司法能动主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难的，因为历史上有很多流派和学者以各种理论来定义过这个概念。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讲，司法能动主义也可以做多元的解释。（范愉：《诉前调解与法院的社会责任：从司法社会化到司法能动主义》，《法律适用》，2007年第11期）尽管可以对司法能动主义做多元解释，但是它的原始涵义还是没有改变。
　　在国内比较早地探讨“能动司法”的学者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信春鹰，她在《中国是否需要司法能动主义》一文中指出：司法能动主义的共同标志是法官更多地把自己看做社会工程师而不是单纯适用规则的法官。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在中国是指最高院法官的“造法性”解释。（信春鹰：《中国是否需要司法能动主义》）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我国作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一员，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法院系统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为响应中央提出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号召，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要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贡献”。（王胜俊：《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我们所讲的能动司法，简而言之，就是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国的能动司法有三个显著特征，即紧紧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要求，积极运用政策考量、利益衡平、柔性司法等司法方式履行司法审判职能的服务型司法；主动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研判形势，主动回应社会需求，切实加强和改进工作，主动延伸审判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主动沟通协调，努力形成工作合力的主动型司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提前应对，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高效型司法。”（王胜俊：《坚持能动司法，切实服务大局》，2009年8月28日在江苏高院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西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是不同的。西方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是基于三权分立制衡，法官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来解释宪法，以此促进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具有法官造法或者说是一种准立法权的性质。它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司法活动。由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和司法体制在根本上是不同于西方的，所以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也是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更多的是强调各级法院本身司法职能的实现，重视司法的纠纷解决和稳定社会功能的发挥。其司法能动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和民商法领域。换句话说，我们的能动司法是“法院努力履行审判职能意义上的能动，而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司法职能的扩张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位移……可以用积极司法的概念置换能动司法。”（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二、司法为何要能动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知，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立足于司法权基本功能的实现，还不是司法权的扩展，与司法审查权更是毫不相干。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我国司法能动的背景和原因：
1、回应政治的需要。任何一国的司法体制都与一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因此，不可能绝对排除政治对司法的影响，而且司法本身也是政治的一部分。“仔细看一下如屡屡受到称赞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会发现，此案判决的伟大并不是因为脱离了政治，而恰恰因为其充满了政治，而恰恰因为其充满了政治，以及法官的政治智慧。”（苏力：《关于能动司法》，《法律适用》，2010年第2、3期）西方国家基于多党执政、轮流执政的事实，要求司法不偏向于任何一个党派，做了法官就不能从事任何党派的活动。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开展，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胡锦涛：《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扎扎实实开创我国政法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6日）周永康强调：“政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周永康：《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求是》）因此，我国的法院不仅承担着裁判的职能，而且担负着执行党的政策的政治职能。法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必然要担负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职责。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从不讳言法院的工具作用，“不但法院，整个国家都是工具，党也是工具。”（董必武：《改善审判作用》，《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2、回应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国正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刑事犯罪高发期、对敌斗争复杂期，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日益繁重，难度也不断加大。社会安全稳定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求，“富裕与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都高度重视“维稳”工作。司法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解决纠纷。司法具有专业性、终局性、权威性的特点，司法在解决纠纷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法院在整个“维稳”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要充分认识人民法院调处和裁决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功能，通过合法的专业司法行为把积极主动调和解决矛盾作为最硬的道理、最硬的任务，排除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和问题，能动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罗殿龙：《能动司法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广西实践》）法院参与接访、调解的活动越来越多，维稳的任务越来越繁重。
3、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民主法治的进步、网络时代的到来，人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通过司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做法越来越普遍，中国法院迎来了“诉讼爆炸”的时代。200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3318件，审结11749件，同比分别上升26.2％和52.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37万余件，审执结1054万余件，结案标的额16707亿元，同比分别上升6.3％、7.2％和16.4％。”许多基层法院每年要受理七八千甚至上万件案件，法官每人每年承办的案件也在150件以上。案件大幅增长，而法官的人数却没有增加，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另外，由于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律师在城市多而在农村少，农民很少享受到律师的法律服务，对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也不熟悉。我国的法律制度移植于西方，它是基于工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的制度设计，与农村小农经济、熟人社会的实际状况存在抵牾。因此，在城镇化还未充分完成之前，在涉及农民的民商事案件中强调当事人主义，可能会遭受农民的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信访不信法”。“在这一时期，人民法院提出公正与效率，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等等司法理念，强调宽严相济，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司法群众路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等等司法政策，在本质上都体现了人民法院正在回归能动司法，积极回应变革时代的司法需求。”（公丕祥：《能动司法：当代中国司法的基本取向》）
4、回应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需要。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腐败会导致这最后的防线崩溃，社会再无公平正义可言，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人民往往对司法腐败反应最强烈、最痛恨。英国17世纪伟大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论法律》中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贪腐案令世人震惊，法院的公信力受到严重的挑战。“法官是穿着法袍的法律”，如果法官腐败，则从源头上毁坏了法律的严肃性，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感，动摇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从而危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政治稳定。最高院的提出的“五个严禁”、“能动司法”、“人民法官为人民”、“学习法官陈燕萍”，都是拉近司法与民意的距离，树立人民法院公信力的重大举措。
“有为才有位”，可以说，能动司法是人民法院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以充分发挥司法的职能作用为手段，以树立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为目的的重大举措。
　　三、防止司法能动异化的两个逻辑前提
　　我国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本身的职权的强化，不是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立法权的扩张，也不违背司法中立性原则(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来说是中立的，而不是绝对中立)。由于我国的能动司法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如何防止司法能动异化为“司法盲动”，并最终滑向“法律虚无主义”？如何防止地方党政机关假借司法能动主义搞地方保护主义、干涉法院审判，使法院陷入“地方化”、“行政化”的陷阱？如何防控司法权的滥用？这都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思考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第一个逻辑前提——强化司法权
　　“政法机关（包括法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可见，执政党赋予了法院重大的职责，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但是，从现实来看，法院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最弱，在国家管理体制中还是比较低的一环，其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比较弱。与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相比，司法部门是“最不危险的部门”，
　　“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着共同体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调整每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既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也不能支配社会的财富，而且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力、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即使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联邦党人文集》）“史上最牛公函事件”中，管委会竟然发公函警告法院，利用行政手段干扰法院的审判。（《管委会发函警告法院，法律沦为笑柄》，2010年6月29日，《新京报》）现代法治的要义是以法律制约权力。汉密尔顿指出：“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者，除使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其薪俸固定……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同样，对法院物质基础有控制权，等于对法院有控制权。现实中，地方法院的财权、用人权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如何叫法院公正地处理案件？如何叫法院规制政府的权力？因此，要使法院能动起来，必须强化司法权，最起码要保障法院的审判权、执行权不受任何干扰地、公正地行使。这里所谓的的强化是指“使之坚强巩固”的意思。
　　司法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其一是解决纠纷，其二是实现规则之治。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因此解决社会纠纷、消除社会矛盾是更为迫切的需要。但是，从建设法治社会，追求社会矛盾纠纷的普遍、彻底地解决，避免治乱兴衰、人亡政息的角度来说，实现规则之治，形成法律秩序，树立司法权威则更有价值。从应然的角度来讲，我国不同层级的法院应当有不同的功能定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侧重于确认规则、统一法律的适用，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法院侧重于解决纠纷。美国的司法能动实践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决形成公共政策，以此推动社会发展。中国的司法能动以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和解决纠纷为主。因为“能动司法产生有三个条件：一是司法精英解释群体的存在；二是社会对通过司法解释完善国家的法治体系具有高度的期待。三是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产生的对普遍规则的要求”。（信春鹰：《中国是否需要司法能动主义》）从有利于法治建设、统一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讲，能动司法的实践最好集中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
　　法治的发达程度总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从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来看，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按照《中国现代化报告２００７》在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后预计，如果按照中国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４年的速度估算，中国可能在２０１５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达到１９６０年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2015中国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成都日报》，2007年1月29日）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估计，中国在2020年中国可能将成为唯一一个大专以上人口接近2亿的国家。（何鹏：《2020年我国近2亿人有大学学历》，载《国家财经周刊》，2010年3月15日）随着现代化的完成和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制约法治国家建设的很多不利因素将不复存在。如果现在不对我国司法体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法治发展程度将会落后于社会的发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花气力解决地方法院地方化、行政化的倾向。
1、破除司法地方化。司法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具有中立性和国家统一性的特征。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适用的是国家的法律，是诉讼主体之间的中立者，是介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公正裁决者。司法权的国家统一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作为一项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权力被行使，司法权只能由国家法院来行使，法官只能是国家的法官，法院只能是国家的法院。“对任何其他权力或者机关负责都将最终影响到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与权威性，因为任何对其他权利或机关负责的结果都将使干预变得不可避免。在国家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项权力中，司法权是唯一不可被分割和下放的权力，司法权的被分割与下放（此即司法地方化）将不但无助于三权中最薄弱之司法权的强大，最终还将因为司法的割据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孙澈：《司法、司法权及其他》，《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
在目前的权力框架下，司法权是分散的，法院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地方法院称为名副其实的“地方法院”，我国地方法院无独立的用人权、财权受制与之同级的地方政府，这直接导致法院听命于地方政府，丧失中立、公正的品格，给司法地方化和地方保护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司法地方化的后果就是：在涉及到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纠纷或者涉及到公民与本地政府的纠纷时，法院很难做出公正的裁判。公民宁可信访也不信法。因此，要想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而不使之沦为地方保护伞，必须坚决戒除司法地方化。
2、破除司法行政化。张卫平教授曾对我国法院体制行政化下过定义。他认为：“法院体制行政化是指法院在整个体制构成和运作方面与行政管理体制构成和运作有着基本相通的属性，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的。”（张卫平：《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一种法院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法商研究》，2000，3）这里的法院体制行政化实际上指的是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司法行政化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在内部，广泛存在着案件审批制度，重大疑难负责案件由庭长或者审委会定案，承办法官无自主权，法院管理行政化，法官职务行政化；在外部，地方法院似乎称为上级法院或者本级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宪法地位难以落实。司法行政化违背了司法规律，使司法权行政化，破坏了司法公正、阻碍了法官独立审判权力的实现，影响了司法的审级制度，加剧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国家的政令统一。同样，要想实现党的政策和法律的统一贯彻执行，必须破除司法行政化。
　　（二）第二个逻辑前提——制约司法权
　　司法能动主义在美国最初是作为一种批判法官和判决的武器来使用的，用于指责法官们不受本分、扩张司法权用于干涉其他政府部门的权力。（《冷眼以观司法能动性》）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司法权得不到规制，那么这种维护公平正义的权力也会蜕变为侵害公民权利、危害社会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的司法腐败的根源之一在于司法权没有受到有效的规制。要想遏制司法腐败，必须有效监督和制约司法权。
我国的司法能动是司法职能的加强和延伸，司法能动也要适度，不能搞违背司法的规律、超越司法的边界搞司法“盲动”。
1、司法能动不能超越司法的界限。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裁判权，“无纠纷无法官”、“无纠纷无司法”，司法权的行使要以案件纠纷为前提，同时必须要有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司法权才能启动。所以，“只要没有依法提出诉讼的案件，司法权并没有用武之地，司法权存在那里，但可能不被行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0页）但是，司法被动主义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于行政权而言的。法官可以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运用智慧化解矛盾纠纷、填补法律漏洞、向社会发出司法建议等等。
2、司法能动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司法能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法律。司法能动如果跃出了法律的范围，就丧失了司法应有的品格，不仅不会给社会带来好处，反而会破坏法治，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司法能动要适度，“应该有其坚守的边界和分际，人民法院必须在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允许的框架内行使法定的职能，制定相关的措施。”（王国龙：《通过司法方法实现社会的和谐——2007年全国司法方法与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四、结语
　　司法不能游离于社会发展之外，必须随着社会发展的状况相适应。中国在法系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没有法官造法的传统。因此，中国的能动司法不具有准立法的性质，其实质是司法职能的强化和延伸。司法能动要尊重司法的规律，坚守法律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