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部门领导同志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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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部门领导同志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部门领导同志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社会团体是民间性质的社会组织。全国性社会团体一经民政部登记注册，便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目前，部门领导同志兼任全国性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数量较多，且呈增加趋势。为了贯彻政(政府)社(社会团体)分开的原则，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好地发挥社会团体的独立作用，同时，
为有利于各部门领导同志集中精力做好所担负的行政领导工作，经国务院批准，现就部门领导同志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务院各部委、各办事机构、各直属机构的领导同志今后不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已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要依照该社会团体章程规定程序，辞去所兼职务。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的，要报经国务院批准。
二、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社会团体的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导，使之健康发展。
本通知内容由民政部负责解释。
199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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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官制度和风气：从战国就有 历朝历代从未断绝
熊利民
【笔者按：中国卖官之制和官员私下卖官之风自然是古已有之，两者的差别，前者是制度性的，而後者是非制度性的，但在不少场合，却又没有什么差别可言。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度化的人治的特点，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
中国卖官之制和官员私下卖官之风自然是古已有之，两者的差别，前者是制度性的，而後者是非制度性的，但在不少场合，却又没有什么差别可言。在夏商周三代，官爵世袭，不成其为商品，故没有出现卖官之可能。《管子》一书一般认为非春秋时管仲所作，而是战国时的作品。其《八观》篇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大约是指卖官造成政治腐败，因而导致亡国。《韩非子·八奸》说：“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五蠹》篇说：“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也反映了至晚在战国时已有卖官。
一般研究认为，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规定，“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这大致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明确的卖官制度性规定。秦汉时的爵当然不同于官，最初是因财政原因卖爵，到汉武帝时，开始增设卖官制。特别东汉灵帝利用卖官爵，聚敛私财，为祸甚烈，成为当时政治腐败和昏暗的重要标志，故在後世史书上一直受到谴责：“天下贿成，人受其敝。”所谓卖官，不仅包括无官者授官，也包括有官者的晋升。汉时官员私人卖官的记录较少，这是因为当时盛行辟举制，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员为数不多。既然官员辟举下属，是合法的行为，名正言顺，则向官员行贿而买官的情况事实上就不胜枚举。
三国曹魏时，正式将原来的选部改为吏部，并在选拔官员方面实行九品中正制，加强了中央的人事权，也相应地减削了官员的辟举权，这其实意味着官员私人的买卖官位，就由公开和合法，逐渐转入隐蔽和非法。秦汉时的卖爵逐渐衰退，取而代之者是卖官。刘毅曾率直地对晋武帝说：“（汉）桓、灵（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他还上奏描绘当时的官场说：“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钱入私门”，对官位进行私下交易，正是反映晋代以降的卖官的新特点，说明官员私下卖官愈来愈兴盛。当然，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应绝对化，不能认为秦汉时就没有“钱入私门”的情况。
制度性的卖官在古代有许多名目，西汉“以赀为郎”，郎当时是官名，後世或称“赀选”。唐朝或称“入粟助边”。宋代往往称“进纳”，进纳的品类名目甚多，有铜钱、铁钱、纸币、金银、粮食、饲草，甚至“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州城，如“三万工与〔太庙〕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这是以雇工修城费用的“工”为计量单位，进行卖官的特例。
《明史》卷78《食货志》说，明朝卖官可称为“捐纳”，并制订所谓“捐纳事例”，这无疑是清人以後世的名词追述者。明代“自宪宗（成化）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参据《正德明会典》卷40《预备仓》，当时可称“纳米”，但“纳米”并非是卖官的专有名词。此外，元明时代的卖官也可称“纳赀”、“入赀”、“入粟”等，此类名词，前代也已使用。清朝卖官则称“捐纳”和“捐官”。雍正皇帝说：“皇考（康熙）曾屡言，捐纳非美事。朕缵承大统，亦以军需浩繁，户部供支不继，捐纳事例，仍暂开收。”事实上，因财政关系，清朝的捐纳只能是时断时续。
出钱买官制度的弊病自然史不绝书。宋朝的李觏在致范仲淹信中说：“且时卖官，虽大理评事，无虑一万缗耳。假如此寺只费十万缗，亦当十员京官矣。彼十员京官以常例任使，数年之後，便当临民，以为万户县尹，则十万家之祸，又以为十万户郡守，则百万家之祸矣。若辍一寺之费，而不卖十员京官，是免百万家之祸。”京官是宋朝文官虚衔中的一个等级，他说只消卖十员京官，就可招致百万家之祸。另一官员上官均说：“豪右之家以赀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义。”他们“居乡不修而齿仕版，或侵渔百姓，取偿前日之费，则公私皆被其患”。
从官员等私下卖官的情况看，隋唐时的人事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唐朝官员的任免是由皇帝、宰相和吏部、兵部分等执行的。但古代的政治特点正在于人治，私下的卖官就决非仅限于按制度规定而掌握人事权者。例如唐朝的公主、宦官之类，从制度上说，当然与人事权无干，但他们照样可以私下卖官。人事权的高度集中于中央，为中央各种权势人物的卖官鬻爵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唐中宗时，“皇后、妃、主、昭容卖官，行墨敕斜封”，是指皇帝不经由有关部门，直接下达授官命令。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唐朝中期以後，宦官势力膨胀，他们“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害朝政。王室衰乱，职此之由”。
宋朝主要自宋徽宗时开始，如蔡京、童贯、王黼等奸臣，公然卖官，开封民谚说：“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南宋初民间讽刺当时的卖官说：“斗量珠，便龙图；五千索，直秘阁；二千贯，且通判。”比北宋晚期的卖官记录，卖价又大幅度提高了。因为宋高宗喜养鹁鸽之类，又嗜女色，他宠任宦官冯益等人“恣受贿赂。官员受差遣者，往往寻买〔妾并〕鹌鹑、鹁鸽之类”，交付冯益等人，奉送皇帝，就可得美官。连美女和鹌鹑、鹁鸽之类，也都成为买好官之资。戚方是当时一个无恶不作的盗匪，他被迫接受招安後，首先向庸将张俊请献大批珍宝，保全了性命，又用赌博亏输的方式，向宦官们进献大量黄金，居然官至正七品武官。当时民谚讥讽说：“要?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後来居然官至节度使，用一不恰当的比喻，相当于获得元帅的军衔。南宋的权臣，直到亡国时的贾似道为止，都私下卖官，以饱私囊。权臣秦桧“喜赃吏，恶廉士”，“贪墨无厌，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贯，乃得差遣”，这是各路安抚使、转运使之类大员的买实职差遣价格。“及其赃污不法，为民所讼，桧复力保之。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
元世祖主政尚是元朝较好的时期，然而宠臣阿合马“用事日久，卖官鬻狱，纪纲大坏”。“江左初平，官制草创，权臣阿合马纳赂鬻爵，江南官僚冗滥为甚，郡守而下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由行省官举荐超授宣慰使者甚众，民不堪命”。另一宠臣桑哥也私下卖官，“在相位巳久，专恣日甚，诬陷忠良，卖官鬻狱，设计局以求遗利，毒及编民”。“卖官?下有定价，上自朝廷，下至州县，纲纪大坏，在官者以掊刻相尚，民不堪命，往往起为盗贼”。“凶焰薰灼，海内震慑，其官人也，必陈状纳贿而後遣”。两人的卖官，成为当时的一大弊政。
明朝如中期的奸臣严嵩，“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不才之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万，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克军之饷，或缺伍而不补，或逾期而不发，兵奈何不疲”。明朝的宦官势力颇大，也往往“卖官鬻爵，无所不至。明末崇祯皇帝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吏部和兵部掌管着绝大部分官员的任免，当时已近乎无官不借债以买，不受贿以卖的地步。
据汪景祺记载，清朝康熙、雍正时，有一贪官张鹏翮，虽然在官场屡受挫折，却又善於运用手腕，而重行升迁。他“以重贿结铨曹之好货者，适大理寺少卿员缺，吏部巧於立言，云除张某。系奉旨停升之员，不行开列，外奉旨，张某补授大理寺少卿。其得官皆不以正”。他家有悍妇，“夫人之性最贪”，他出任“浙抚、河督时，卖狱鬻官，几於对开幕府”。他的子孙“凡吏部事，无不关通受贿”。其孙“以捐纳为广东布政司，经历龌龊，鄙秽无志”。乾隆帝在查办甘肃王??望、王廷赞等贪污案时说：“王??望既为嘱托属员捐监，自必又有加捐官职，铨选地方之人。若辈出身既不可问，倘任以地方事务，必致贿赂公行，毫无忌惮，于吏治官方大有关系，不可不彻底查办。”他们固然是私下受贿卖官，用的却是制度性的捐官名义。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贪污腐化是阶级社会的痼疾，是一切剥削和统治阶级的通病。只要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存在，如贪官、官迷之类现象就势不可免。至于就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出现和发展而论，至少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某种程度发展，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二是官爵成为肥缺，方得有愿意买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方得有卖官的可能。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直接选举制，而否定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诚如马克思早已在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所昭示：“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376页）。因为等级授职制正是各种官场腐败，也包括卖官现象的温床和根源。古代公开的卖官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虽然各代不同，但大体都是与财政，特别是财政的困难密切相关的。然而豪贵和官员的私下卖官，则随着各级官员辟举制的削弱，中央授官制的发达而开拓了更大的空间，故更加兴盛。私下卖官其实也很难用得上“非法”两字，特别如唐中宗时的“墨敕斜封”。但是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度化的人治的特点，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太平御览》卷837引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中，早已总结出“鬻官者，欲民之死”的名言，因为卖官的结果，无非是纵容买官者加倍贪黩。他们不仅要偿还买官的成本，还须追加利息，多多益善，其结果无非是不遗馀力地刻剥百姓。依据古代的儒家舆论，腐恶的卖官现象，也与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一样，是作为反面事物而受谴责的，处於无理地位。但另一方面，卖官现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其故非它，既然上述产生卖官现象的社会政治条件一直存在，即卖官现象有丰厚的滋生沃土，又如何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呢？这是研究古代卖官应得的教训。
注释：
《史记》卷6《秦始皇纪》。
《隋书》卷24《食货志》。
《晋书》卷45《刘毅传》。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己亥，《宋会要》职官55之34，方域8之2—3。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卷14。
《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7《寄上范参政书》。
《宋朝诸臣奏议》卷70《上哲宗乞清入仕之源》。
《宋会要》职官55之41－42。
《新唐书》卷4《中宗纪》。
《旧唐书》卷51《韦庶人传》。
《资治通鉴》卷263。
《会编》卷31《中兴姓氏奸邪录》。
《伪齐录》卷上。
《会编》卷140
《会编》卷220《中兴遗史》，《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
《元史》卷163《张雄飞传》。
《元史》卷132《昂吉儿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松雪斋文集》卷7《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平章军国事行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赠纯诚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贞康里公碑》。
《勤斋集》卷3石天麟神道碑铭。
《明史》卷210《王宗茂传》。
《明史》卷304《宦官传》。
《春明梦馀录》卷48。
《读书堂西征随笔·遂宁人品》。
《钦定兰州纪略》卷14。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熊利民 215000）
毫无疑问，中国是个特权社会，不管你承不承认。官员是特权人士，军人是特权人士，巨商富贾有时也是特权人士。有特权就有不平等，所以，许多中国人的梦想就是挤入特权者的行列，拼着老命也要挤进去。一旦成为特权者，可以低价买好多房并空在那里不住，可以免费出国旅游，可以跟许多女人上床，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犯了罪，还可以获得刑罚上的“最惠”待遇。同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是庶民干的，那可能会被以更重的罪名判处刑罚，如果是特权者干的，那就享受更轻的罪名所规定的处罚待遇。
跟幼女发生性关系就是这样的。
依据中国刑法，幼女指的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女童。不满十四周岁，毫无疑问属于未成年，当然，每个人应该都知道，满十八岁才算成年，各个国家的刑法都是严格保护未成年的，只要是针对未成年实施的犯罪，罪犯都会被加重处罚的。但是中国的刑法，对女童的保护，似乎故意为特权者留下了不错的空间，也似乎为腐败留下了余地。如果你是官员，你跟幼女发生性关系，稍微运作一下，你就可能是嫖宿幼女了；如果你是有钱者，你打点一下，你也可能是嫖宿幼女了。但是，如果你是庶民，对不起，公检法们开始要严格保护幼女了，你犯了强奸罪！
强奸罪跟嫖宿幼女罪，最根本的不是量刑轻重的问题，更为要命的是，嫖宿幼女，幼女是被当做“妓女”来看待的，用文明却更虚伪一点的说法是“失足妇女”，十三四岁，就被一纸判决书认定为“妓女”，请问，这个国家的这些女童会有人权吗？即使你们特权者不把美国关于中国的人权报告公布出来，老百姓难道就不知道自己国家的人权糟糕成什么样子吗？“妓女”，这是影响名誉权的一个称谓，特别是用于描述未成年人时更是如此，因为，这不但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也侵犯了他们父母的名誉权，但是，中国法院的法官们却体会不到这点，或者体会到这点了，但是良心被狗吃了，当然，或许法官实属无奈，因为中国的刑法，在这方面，就属于严重没有人权的法律！
许多国家，跟十四周岁以上的女童发生性关系，都要被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别说是跟十四周岁以下的女童了，这些国家，谁这样干，谁就一定会被判刑好几百年。 在美国，凡是和14-16岁以下少年儿童发生性关系的，一概会被视为强奸罪，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也不管是男女，只要成人与未成年少年儿童有性关系，有人举报，提起诉讼，一旦确认属实，成年当事人就会被判强奸罪。哪怕真的是这个未成年人是作为性交易工作者，与成年当事人有交易关系，也照判强奸罪。
美国的孩子不用天天歌唱伟大领袖，不用天天戴那个劳什子红领巾表达忠诚，但是他们的法律严格保护他们，他们的法律严厉处罚那些伤害他们的人，11岁的美国金发少女杰西·李·杜加德在上学路上遭一对假释犯夫妇绑架。随后一直被绑匪囚禁在一个装有隔音材料的屋棚中，成为绑匪性奴。多年后被警察查获，在2011年6月2日，这对夫妇被法庭裁决各自获刑431年和36年。
人权首先应该是儿童有没有人权。
进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的许多官员已经跟无数的少女发生性关系了。近三十年来，许多少女成为官员们的猎物而备受摧残。近十年，许多官员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不再攀比二奶的数量了，而是攀比跟多少女童发生性关系，特别是跟多少还是处女的女童发生性关系。中国官场空前地糜烂和变态，中国官场成为严重侵犯人权的暴力场所，在这个官场里的许多官员成为严重侵犯人权的十恶不赦的罪大恶极的罪犯！
中国的人大是个什么机构？这个机构，实质上是为特权提供方便之门的机构，别的不说，就从他们立法制定“嫖宿幼女罪”这点来看，这个机构绝对应该深刻检讨并向全体国人道歉，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幕场景，当一两个还有良心的官员在人代会上唯唯诺诺不同意嫖宿幼女罪时，那些跟蹂躏过未成年少女的高官便有些脸红心跳，不过，当他们看到绝大多数官员都脸红心跳时，他们有马上恢复平静，并且异口同声地说，有些女孩子，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是他们却像二十三，而且许多女孩子主动勾引男人，还有许多女孩子本身就是娱乐场所的卖淫女，所以，如果是跟这些女孩子发生性关系，应该另当别论啊！
嫖宿幼女罪就此出笼！
许多人大代表们纷纷举手赞成，那些从不投反对票从不给国家添乱的演员、主持人、省长、市长等等，都高高举起了自己的奴才手和特权手！
中国的人大，中国的立法者，你们太对不起这个国家的花朵了！
如果你们认可你们机构名称前面的“人民”二字的分量，就请你们尽快开会修改你们对未成年少女缺乏严格保护的刑法。
第一，取消嫖宿幼女罪，幼女是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特别是在“性行为”这方面，各文明国家的做法，都是通过法律确认他们是没有自主能力的，所以，即使一个女童真的是通过跟别人发生性关系获取金钱等好处，并且她这样做没有受到任何强迫，那也不能认为他们就是妓女，因为法律认为他们没有这种心理确认的能力。
第二，要把“跟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定为重罪，最轻要判处无期徒刑并不得减刑不得假释，重则要立即处死。严刑峻法未必就能全面遏制犯罪，但是如果没有严刑峻法，那潜在的罪犯会更加猖狂。
中国的人大官员们，你们是特权者，但是别忘了，特权社会里，人人都可能是特权的牺牲品。你们家的女孩子总不可能在脸上写上他们是特权子弟吧？所以，如果流氓们看中了你们家的女孩子，并跟你们家的女孩子发生性关系，你们恼羞成怒，要求法院以强奸罪惩罚他们时，你们却发现强奸你们家女孩子的人竟然是比你们更高的特权者，他们已经打点好，要求法院以嫖宿幼女罪善待他们时，你们会不会有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凄凉呢？当然，你们的孩子是无辜的，但是你们却是无德的，别忘了，特权者的无德，伤害的不仅仅是良善的庶民，也有可能伤害自己的家人！
熊利民
【笔者按：中国卖官之制和官员私下卖官之风自然是古已有之，两者的差别，前者是制度性的，而後者是非制度性的，但在不少场合，却又没有什么差别可言。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度化的人治的特点，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
中国卖官之制和官员私下卖官之风自然是古已有之，两者的差别，前者是制度性的，而後者是非制度性的，但在不少场合，却又没有什么差别可言。在夏商周三代，官爵世袭，不成其为商品，故没有出现卖官之可能。《管子》一书一般认为非春秋时管仲所作，而是战国时的作品。其《八观》篇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大约是指卖官造成政治腐败，因而导致亡国。《韩非子·八奸》说：“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五蠹》篇说：“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也反映了至晚在战国时已有卖官。
一般研究认为，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规定，“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这大致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明确的卖官制度性规定。秦汉时的爵当然不同于官，最初是因财政原因卖爵，到汉武帝时，开始增设卖官制。特别东汉灵帝利用卖官爵，聚敛私财，为祸甚烈，成为当时政治腐败和昏暗的重要标志，故在後世史书上一直受到谴责：“天下贿成，人受其敝。”所谓卖官，不仅包括无官者授官，也包括有官者的晋升。汉时官员私人卖官的记录较少，这是因为当时盛行辟举制，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员为数不多。既然官员辟举下属，是合法的行为，名正言顺，则向官员行贿而买官的情况事实上就不胜枚举。
三国曹魏时，正式将原来的选部改为吏部，并在选拔官员方面实行九品中正制，加强了中央的人事权，也相应地减削了官员的辟举权，这其实意味着官员私人的买卖官位，就由公开和合法，逐渐转入隐蔽和非法。秦汉时的卖爵逐渐衰退，取而代之者是卖官。刘毅曾率直地对晋武帝说：“（汉）桓、灵（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他还上奏描绘当时的官场说：“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钱入私门”，对官位进行私下交易，正是反映晋代以降的卖官的新特点，说明官员私下卖官愈来愈兴盛。当然，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应绝对化，不能认为秦汉时就没有“钱入私门”的情况。
制度性的卖官在古代有许多名目，西汉“以赀为郎”，郎当时是官名，後世或称“赀选”。唐朝或称“入粟助边”。宋代往往称“进纳”，进纳的品类名目甚多，有铜钱、铁钱、纸币、金银、粮食、饲草，甚至“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州城，如“三万工与〔太庙〕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这是以雇工修城费用的“工”为计量单位，进行卖官的特例。
《明史》卷78《食货志》说，明朝卖官可称为“捐纳”，并制订所谓“捐纳事例”，这无疑是清人以後世的名词追述者。明代“自宪宗（成化）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参据《正德明会典》卷40《预备仓》，当时可称“纳米”，但“纳米”并非是卖官的专有名词。此外，元明时代的卖官也可称“纳赀”、“入赀”、“入粟”等，此类名词，前代也已使用。清朝卖官则称“捐纳”和“捐官”。雍正皇帝说：“皇考（康熙）曾屡言，捐纳非美事。朕缵承大统，亦以军需浩繁，户部供支不继，捐纳事例，仍暂开收。”事实上，因财政关系，清朝的捐纳只能是时断时续。
出钱买官制度的弊病自然史不绝书。宋朝的李觏在致范仲淹信中说：“且时卖官，虽大理评事，无虑一万缗耳。假如此寺只费十万缗，亦当十员京官矣。彼十员京官以常例任使，数年之後，便当临民，以为万户县尹，则十万家之祸，又以为十万户郡守，则百万家之祸矣。若辍一寺之费，而不卖十员京官，是免百万家之祸。”京官是宋朝文官虚衔中的一个等级，他说只消卖十员京官，就可招致百万家之祸。另一官员上官均说：“豪右之家以赀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义。”他们“居乡不修而齿仕版，或侵渔百姓，取偿前日之费，则公私皆被其患”。
从官员等私下卖官的情况看，隋唐时的人事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唐朝官员的任免是由皇帝、宰相和吏部、兵部分等执行的。但古代的政治特点正在于人治，私下的卖官就决非仅限于按制度规定而掌握人事权者。例如唐朝的公主、宦官之类，从制度上说，当然与人事权无干，但他们照样可以私下卖官。人事权的高度集中于中央，为中央各种权势人物的卖官鬻爵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唐中宗时，“皇后、妃、主、昭容卖官，行墨敕斜封”，是指皇帝不经由有关部门，直接下达授官命令。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唐朝中期以後，宦官势力膨胀，他们“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害朝政。王室衰乱，职此之由”。
宋朝主要自宋徽宗时开始，如蔡京、童贯、王黼等奸臣，公然卖官，开封民谚说：“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南宋初民间讽刺当时的卖官说：“斗量珠，便龙图；五千索，直秘阁；二千贯，且通判。”比北宋晚期的卖官记录，卖价又大幅度提高了。因为宋高宗喜养鹁鸽之类，又嗜女色，他宠任宦官冯益等人“恣受贿赂。官员受差遣者，往往寻买〔妾并〕鹌鹑、鹁鸽之类”，交付冯益等人，奉送皇帝，就可得美官。连美女和鹌鹑、鹁鸽之类，也都成为买好官之资。戚方是当时一个无恶不作的盗匪，他被迫接受招安後，首先向庸将张俊请献大批珍宝，保全了性命，又用赌博亏输的方式，向宦官们进献大量黄金，居然官至正七品武官。当时民谚讥讽说：“要?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後来居然官至节度使，用一不恰当的比喻，相当于获得元帅的军衔。南宋的权臣，直到亡国时的贾似道为止，都私下卖官，以饱私囊。权臣秦桧“喜赃吏，恶廉士”，“贪墨无厌，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贯，乃得差遣”，这是各路安抚使、转运使之类大员的买实职差遣价格。“及其赃污不法，为民所讼，桧复力保之。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
元世祖主政尚是元朝较好的时期，然而宠臣阿合马“用事日久，卖官鬻狱，纪纲大坏”。“江左初平，官制草创，权臣阿合马纳赂鬻爵，江南官僚冗滥为甚，郡守而下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由行省官举荐超授宣慰使者甚众，民不堪命”。另一宠臣桑哥也私下卖官，“在相位巳久，专恣日甚，诬陷忠良，卖官鬻狱，设计局以求遗利，毒及编民”。“卖官?下有定价，上自朝廷，下至州县，纲纪大坏，在官者以掊刻相尚，民不堪命，往往起为盗贼”。“凶焰薰灼，海内震慑，其官人也，必陈状纳贿而後遣”。两人的卖官，成为当时的一大弊政。
明朝如中期的奸臣严嵩，“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不才之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万，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克军之饷，或缺伍而不补，或逾期而不发，兵奈何不疲”。明朝的宦官势力颇大，也往往“卖官鬻爵，无所不至。明末崇祯皇帝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吏部和兵部掌管着绝大部分官员的任免，当时已近乎无官不借债以买，不受贿以卖的地步。
据汪景祺记载，清朝康熙、雍正时，有一贪官张鹏翮，虽然在官场屡受挫折，却又善於运用手腕，而重行升迁。他“以重贿结铨曹之好货者，适大理寺少卿员缺，吏部巧於立言，云除张某。系奉旨停升之员，不行开列，外奉旨，张某补授大理寺少卿。其得官皆不以正”。他家有悍妇，“夫人之性最贪”，他出任“浙抚、河督时，卖狱鬻官，几於对开幕府”。他的子孙“凡吏部事，无不关通受贿”。其孙“以捐纳为广东布政司，经历龌龊，鄙秽无志”。乾隆帝在查办甘肃王??望、王廷赞等贪污案时说：“王??望既为嘱托属员捐监，自必又有加捐官职，铨选地方之人。若辈出身既不可问，倘任以地方事务，必致贿赂公行，毫无忌惮，于吏治官方大有关系，不可不彻底查办。”他们固然是私下受贿卖官，用的却是制度性的捐官名义。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贪污腐化是阶级社会的痼疾，是一切剥削和统治阶级的通病。只要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存在，如贪官、官迷之类现象就势不可免。至于就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出现和发展而论，至少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某种程度发展，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二是官爵成为肥缺，方得有愿意买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方得有卖官的可能。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直接选举制，而否定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诚如马克思早已在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所昭示：“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376页）。因为等级授职制正是各种官场腐败，也包括卖官现象的温床和根源。古代公开的卖官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虽然各代不同，但大体都是与财政，特别是财政的困难密切相关的。然而豪贵和官员的私下卖官，则随着各级官员辟举制的削弱，中央授官制的发达而开拓了更大的空间，故更加兴盛。私下卖官其实也很难用得上“非法”两字，特别如唐中宗时的“墨敕斜封”。但是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度化的人治的特点，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太平御览》卷837引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中，早已总结出“鬻官者，欲民之死”的名言，因为卖官的结果，无非是纵容买官者加倍贪黩。他们不仅要偿还买官的成本，还须追加利息，多多益善，其结果无非是不遗馀力地刻剥百姓。依据古代的儒家舆论，腐恶的卖官现象，也与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一样，是作为反面事物而受谴责的，处於无理地位。但另一方面，卖官现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其故非它，既然上述产生卖官现象的社会政治条件一直存在，即卖官现象有丰厚的滋生沃土，又如何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呢？这是研究古代卖官应得的教训。
注释：
《史记》卷6《秦始皇纪》。
《隋书》卷24《食货志》。
《晋书》卷45《刘毅传》。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己亥，《宋会要》职官55之34，方域8之2—3。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卷14。
《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7《寄上范参政书》。
《宋朝诸臣奏议》卷70《上哲宗乞清入仕之源》。
《宋会要》职官55之41－42。
《新唐书》卷4《中宗纪》。
《旧唐书》卷51《韦庶人传》。
《资治通鉴》卷263。
《会编》卷31《中兴姓氏奸邪录》。
《伪齐录》卷上。
《会编》卷140
《会编》卷220《中兴遗史》，《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
《元史》卷163《张雄飞传》。
《元史》卷132《昂吉儿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松雪斋文集》卷7《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平章军国事行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赠纯诚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贞康里公碑》。
《勤斋集》卷3石天麟神道碑铭。
《明史》卷210《王宗茂传》。
《明史》卷304《宦官传》。
《春明梦馀录》卷48。
《读书堂西征随笔·遂宁人品》。
《钦定兰州纪略》卷14。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熊利民 215000）
毫无疑问，中国是个特权社会，不管你承不承认。官员是特权人士，军人是特权人士，巨商富贾有时也是特权人士。有特权就有不平等，所以，许多中国人的梦想就是挤入特权者的行列，拼着老命也要挤进去。一旦成为特权者，可以低价买好多房并空在那里不住，可以免费出国旅游，可以跟许多女人上床，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犯了罪，还可以获得刑罚上的“最惠”待遇。同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是庶民干的，那可能会被以更重的罪名判处刑罚，如果是特权者干的，那就享受更轻的罪名所规定的处罚待遇。
跟幼女发生性关系就是这样的。
依据中国刑法，幼女指的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女童。不满十四周岁，毫无疑问属于未成年，当然，每个人应该都知道，满十八岁才算成年，各个国家的刑法都是严格保护未成年的，只要是针对未成年实施的犯罪，罪犯都会被加重处罚的。但是中国的刑法，对女童的保护，似乎故意为特权者留下了不错的空间，也似乎为腐败留下了余地。如果你是官员，你跟幼女发生性关系，稍微运作一下，你就可能是嫖宿幼女了；如果你是有钱者，你打点一下，你也可能是嫖宿幼女了。但是，如果你是庶民，对不起，公检法们开始要严格保护幼女了，你犯了强奸罪！
强奸罪跟嫖宿幼女罪，最根本的不是量刑轻重的问题，更为要命的是，嫖宿幼女，幼女是被当做“妓女”来看待的，用文明却更虚伪一点的说法是“失足妇女”，十三四岁，就被一纸判决书认定为“妓女”，请问，这个国家的这些女童会有人权吗？即使你们特权者不把美国关于中国的人权报告公布出来，老百姓难道就不知道自己国家的人权糟糕成什么样子吗？“妓女”，这是影响名誉权的一个称谓，特别是用于描述未成年人时更是如此，因为，这不但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也侵犯了他们父母的名誉权，但是，中国法院的法官们却体会不到这点，或者体会到这点了，但是良心被狗吃了，当然，或许法官实属无奈，因为中国的刑法，在这方面，就属于严重没有人权的法律！
许多国家，跟十四周岁以上的女童发生性关系，都要被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别说是跟十四周岁以下的女童了，这些国家，谁这样干，谁就一定会被判刑好几百年。 在美国，凡是和14-16岁以下少年儿童发生性关系的，一概会被视为强奸罪，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也不管是男女，只要成人与未成年少年儿童有性关系，有人举报，提起诉讼，一旦确认属实，成年当事人就会被判强奸罪。哪怕真的是这个未成年人是作为性交易工作者，与成年当事人有交易关系，也照判强奸罪。
美国的孩子不用天天歌唱伟大领袖，不用天天戴那个劳什子红领巾表达忠诚，但是他们的法律严格保护他们，他们的法律严厉处罚那些伤害他们的人，11岁的美国金发少女杰西·李·杜加德在上学路上遭一对假释犯夫妇绑架。随后一直被绑匪囚禁在一个装有隔音材料的屋棚中，成为绑匪性奴。多年后被警察查获，在2011年6月2日，这对夫妇被法庭裁决各自获刑431年和36年。
人权首先应该是儿童有没有人权。
进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的许多官员已经跟无数的少女发生性关系了。近三十年来，许多少女成为官员们的猎物而备受摧残。近十年，许多官员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不再攀比二奶的数量了，而是攀比跟多少女童发生性关系，特别是跟多少还是处女的女童发生性关系。中国官场空前地糜烂和变态，中国官场成为严重侵犯人权的暴力场所，在这个官场里的许多官员成为严重侵犯人权的十恶不赦的罪大恶极的罪犯！
中国的人大是个什么机构？这个机构，实质上是为特权提供方便之门的机构，别的不说，就从他们立法制定“嫖宿幼女罪”这点来看，这个机构绝对应该深刻检讨并向全体国人道歉，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幕场景，当一两个还有良心的官员在人代会上唯唯诺诺不同意嫖宿幼女罪时，那些跟蹂躏过未成年少女的高官便有些脸红心跳，不过，当他们看到绝大多数官员都脸红心跳时，他们有马上恢复平静，并且异口同声地说，有些女孩子，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是他们却像二十三，而且许多女孩子主动勾引男人，还有许多女孩子本身就是娱乐场所的卖淫女，所以，如果是跟这些女孩子发生性关系，应该另当别论啊！
嫖宿幼女罪就此出笼！
许多人大代表们纷纷举手赞成，那些从不投反对票从不给国家添乱的演员、主持人、省长、市长等等，都高高举起了自己的奴才手和特权手！
中国的人大，中国的立法者，你们太对不起这个国家的花朵了！
如果你们认可你们机构名称前面的“人民”二字的分量，就请你们尽快开会修改你们对未成年少女缺乏严格保护的刑法。
第一，取消嫖宿幼女罪，幼女是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特别是在“性行为”这方面，各文明国家的做法，都是通过法律确认他们是没有自主能力的，所以，即使一个女童真的是通过跟别人发生性关系获取金钱等好处，并且她这样做没有受到任何强迫，那也不能认为他们就是妓女，因为法律认为他们没有这种心理确认的能力。
第二，要把“跟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定为重罪，最轻要判处无期徒刑并不得减刑不得假释，重则要立即处死。严刑峻法未必就能全面遏制犯罪，但是如果没有严刑峻法，那潜在的罪犯会更加猖狂。
中国的人大官员们，你们是特权者，但是别忘了，特权社会里，人人都可能是特权的牺牲品。你们家的女孩子总不可能在脸上写上他们是特权子弟吧？所以，如果流氓们看中了你们家的女孩子，并跟你们家的女孩子发生性关系，你们恼羞成怒，要求法院以强奸罪惩罚他们时，你们却发现强奸你们家女孩子的人竟然是比你们更高的特权者，他们已经打点好，要求法院以嫖宿幼女罪善待他们时，你们会不会有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凄凉呢？当然，你们的孩子是无辜的，但是你们却是无德的，别忘了，特权者的无德，伤害的不仅仅是良善的庶民，也有可能伤害自己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