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上市公司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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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上市公司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已失效）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局、总公司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资产评估管理工作，保证工作质量、提高效率、防止发生重大失误，针对目前评估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1年第91号令）及其施行细则等有关规定，特通知如下：
一、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在发生组建或改为上市公司、发行或增发上市股票、境外上市（包括间接上市）、以非现金资产配股以及涉及上市企业的兼并、收购、转让股权、对外投资等经济行为时，必须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91号令）及其施行细则以及我局发布的有关
文件规定进行资产评估。
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委托的资产评估机构必须具有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授予的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
二、为了保证评估工作的质量，资产占有单位及委托方必须明确纳入资产评估范围的资产及负债；认真进行资产清查，填报资产清单；并提供相应的产权证明。评估机构必须到现场进行认真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对涉及到的全部资产（包括长期投资、土地使用权、商标（使用）权、专利
（使用）权、专有技术、特许经营权、商誉及其它无形资产、资源性资产等各类资产）和相关负债进行评估。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对所提供的各类原始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承担完全责任。会计报表必须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由注册会计师进行过审计。
三、必须坚持先立项、再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最后确认的工作程序。从评估立项批复到申请评估结果的确认必须有合理的工作周期。为保证审核确认工作质量和效率，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在收到手续完备、材料齐全的确认申请后，在六至八个工作日内给出初次反馈意见；若需修改调
整，则在收到新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后三至五个工作日内给出再次反馈意见；在基本合格后的三至五个工作日内提交专家评审会议评审，在评审合格、资产评估报告书完整无误后的二至五个工作日内做出确认批复。
四、对于股票发行上市（含境内、外上市）等具有重大影响的资产评估项目，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审批资产评估立项并确认资产评估结果。其中，地方企业须先经省级国有资产管理局初审确认；中央企业由其主管部门签署意见。
五、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上市公司资产评估工作的前期指导、过程控制和后期把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对评估方案实行备案和检查；企业和评估机构要将评估中的重大事项（企业背景、评估方案、评估的难点及对策，以及程序、范围、对象、产权、基准日
、方法、标准、依据、重要参数、重要资产监测鉴定、进度等）及时通报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深入现场进行跟踪指导。
六、国有资产管理局确认评估结果的批复仅对评估报告中所限定的特定目的并在规定期限内有效。
七、大力推进资产评估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建设，坚持按照《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的规定精神，指导评估操作和审核确认。试行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价制度，加强对评估机构的考核和监督检查。大力推进资产评估专业队伍建设，资产评估业务人员必须经过省级以上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认可的培训；逐步试行评估项目负责人制度，评估项目负责人必须取得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并经过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的专项培训；逐步试行资产评估项目审核确认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审核确认人员必须经过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认可的培训。
1997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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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用机场地区管理条例(2005年修正)
上海市民用机场地区管理条例
（1999年6月1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3年10月10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民用机场地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5年4月22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民用机场地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民用机场地区的管理，促进民用机场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保障民用机场的安全运营，维护驻场单位、旅客和货主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管辖的民用机场地区（以下简称机场地区）及其相关的机场规划控制、净空保护、噪声影响、民用机场航空油料管线设施保护等管理活动。
民用航空的行业管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机场地区，包括浦东国际机场地区和虹桥国际机场地区。机场地区的范围根据依法批准的城市规划确定，包括机场围场河、围墙、围栏或者其他围界设施以内的区域，以及围界设施以外的城市航站楼区域。
本条例所称的驻场单位，是指机场地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本条例所称的机场控制区，是指根据航空安全需要划定的进出受到限制的区域，包括候机隔离区、行李分检装卸区、航空器活动区、航空器维修区和货物存放区等。
本条例所称的公共开放区，是指机场地区内未对人员、车辆出入予以限制的区域，包括公共停车场、道路、商务和娱乐场所以及候机楼的公共开放部分等。
第四条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公司）负责机场的建设和运营，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行使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管理职能，组织实施本条例。
本市城市规划、房屋土地、公安、工商行政、交通、市政工程、植树造林绿化、市容和环境卫生、环境保护、气象、卫生、水务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出入境检查机构（包括海关、边防检查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下同）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五条 机场地区的管理应当遵循统一、安全、高效、规范的原则。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管理
第六条 机场集团公司负责组织有关驻场单位编制、修订机场地区总体规划，报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综合平衡，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经批准后，纳入全市总体规划。
机场集团公司应当组织有关驻场单位配合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编制机场地区详细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机场地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机场净空保护和飞行安全的技术规范要求。
机场地区的土地使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机场地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第七条 机场地区土地应当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实行有偿使用。
需改变机场地区内土地用途或者建筑物使用性质的，应当向机场集团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向城市规划、房屋土地等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八条 在机场地区新建或者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当在申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或者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向机场集团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向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九条 机场集团公司应当组织有关驻场单位，配合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编制机场地区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在机场地区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在征得机场集团公司同意后向有关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
第十条 机场地区的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规定负责其所使用土地范围内道路、环境保护、环境卫生、绿化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养护与维修。
机场的围界设施由机场集团公司负责设置和维修。
第十一条 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应当确定机场发展规划控制区范围。
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在审批机场发展规划控制区范围内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时，应当征求机场集团公司的意见。
第十二条 进入机场地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城市规划管理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机场地区擅自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和构筑物，不得擅自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十三条 机场控制区和其内部功能区的范围及其通道的划定或者调整，应当由机场集团公司和机场地区公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决定。
机场控制区安全防护设施和明显标志的设置与维护，由机场集团公司负责。
第十四条 进入机场控制区的人员、车辆，应当出示有效的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在限定的区域内活动，并服从警卫人员的检查和管理。
第十五条 机场控制区人员、车辆的通行证件，由使用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向机场地区公安部门提出申请，由机场地区公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发。
机场地区公安部门制定机场控制区人员、车辆通行证件核发和使用规定时，应当征求上级公安部门的意见，并报机场集团公司备案。
第十六条 机场集团公司和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安全检查工作，并接受有关公安部门的监督检查。
航空货物、航空邮件应当经过安全检查或者对其采取国家规定的其他安全措施。航空旅客及其携带的行李物品在登机前应当接受安全检查，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持有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的工作人员（包括机组人员）携带物品进入机场控制区的，应当从专用通道经安全检查后，方可进入。
第十七条 机场地区禁止下列危害或者可能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行为：
（一）无有效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进入机场控制区；
（二）携带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危险品进入候机楼、乘坐航空器或者在行李、货物中夹带危险品托运；
（三）强行登、占航空器；
（四）攀（钻）越、损毁机场围界设施以及安全防护设施，或者损毁明显标志；
（五）放养牲畜、狩猎、晾晒谷物、教练驾驶车辆；
（六）其他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行为。
第十八条 机场集团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会同民用航空管理部门以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划定机场净空保护区，明确机场净空保护区内建筑物、构筑物的高度控制标准，规定机场净空保护区电磁环境保护范围，确定禁止饲养、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动物或者其他物体的范围，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机场地区以及机场净空保护区外的高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飞行障碍灯和标志，并使其保持正常状态。
第十九条 机场地区以及机场净空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修建可能在空中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废气而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或者从事会产生这些后果的作业；
（二）修建靶场、强烈爆炸物仓库等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三）修建不符合机场净空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四）设置影响机场目视助航设施使用的灯光、标志或者物体；
（五）种植影响飞行安全或者影响机场助航设施使用的植物；
（六）饲养、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动物和其他物体；
（七）修建影响机场电磁环境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第二十条 在民用机场航空油料管线设施保护范围内，需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征得机场集团公司的同意，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保护的范围和管理办法按照《上海市民用机场航空油料管线保护办法》执行。
第二十一条 何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无线电台和其他仪器、装置，不得干扰、妨碍民用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的正常使用。
对民用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造成有害干扰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排除干扰。在排除干扰前，本市无线电管理部门和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部门可以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使用该无线电台或者仪器、装置，也可以报请国家有关部门处理。
本市无线电管理部门在受理机场地区以及机场净空保护区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内的无线电台、寻呼机发射台等设施的设置申请时，应当听取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和机场集团公司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 场集团公司应当对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活动进行监测，制订防治鸟害的预案，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鸟害。
第二十三条 场集团公司负责组建机场地区应急救援机构。
机场地区应急救援机构由机场集团公司、民用航空管理部门、机场地区公安部门、航空安全管理部门、医疗卫生机构、驻场武警部队、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等单位组成。
机场地区应急救援机构负责救援现场的统一指挥和协调，有权调动有关救援单位进行应急救援。有关救援单位应当服从应急救援机构的指挥。
第二十四条 场地区应急救援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机场地区应急救援预案，明确应急救援程序及有关救援单位的救援职责，报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和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抄送市民防办公室。有关救援单位应当按照机场地区应急救援预案制定本单位的应急救援预案，报机场地区应急救援机构备案。
机场地区应急救援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有关驻场单位应当参加。
第二十五条 或者个人发现机场地区出现航空器失事、航空器空中故障、爆炸物威胁、建筑物失火、非法干扰航空器运行、传染病疫情和放射性物质污染等严重威胁航空器、人员和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应当立即向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和机场地区应急救援机构报告。
机场地区应急救援机构可以根据应急救援预案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决定机场地区处于应急救援状态，通报各救援单位和市民防办公室，并立即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六条 场地区公安部门应当设立专职的消防队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和设施，并使其保持正常状态。
驻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消防器材和设施，并接受机场地区公安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四章 口岸协调管理
第二十七条 机场地区口岸管理部门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负责机场口岸的日常管理，督促、协调出入境检查机构做好出入境人员、交通工具、货物和行李物品的查验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 场口岸查验通道，由机场地区口岸管理部门和机场地区公安部门会同出入境检查机构和机场集团公司，根据国家规定的查验程序和实际工作需要开设或者调整。
第二十九条 机场地区口岸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出入境检查机构和机场集团公司，按照安全简捷和方便旅客、货物进出的原则，合理确定或者调整机场口岸查验流程和查验方法。
第三十条 机场地区口岸管理部门负责对下列口岸查验工作进行协调：
（一）组织召开机场口岸工作联席会议，协调口岸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二）对出入境检查机构之间有关查验工作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仍有争议的，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作出决定，并先予执行；
（三）对口岸管理中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或者紧急情况，及时进行协调并妥善处理。
第五章 公共秩序管理
第三十一条 机场集团公司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为旅客提供候机、饮食、购物、邮电、银行、停车、医疗急救等场所，并采取措施，维护机场地区的公共秩序。
第三十二条 机场地区禁止下列扰乱或者妨碍公共秩序的行为：
（一）破坏标志、标牌以及电子显示屏等引导性标识；
（二）损坏公用电话、路灯、邮筒或者其他公共设施；
（三）燃放烟花爆竹；
（四）无照设摊经营、兜售物品；
（五）随地路宿、流浪乞讨；
（六）其他扰乱或者妨碍公共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在机场候机楼、广场和航空器活动区从事下列活动的，应当经机场集团公司批准：
（一）散发广告、宣传品；
（二）组织展览、咨询、文娱、体育等活动；
（三）举办商业展销会、促销会；
（四）开展募捐活动；
（五）拍摄影视片；
（六）市人民政府规定应当由机场集团公司批准的其他活动。
第三十四条 驾驶车辆进入机场地区的，应当服从机场地区公安部门的指挥，按照规定的路线、规则行驶或者停放。
在机场控制区行驶的作业机动车辆必须经机场地区公安部门检验合格，取得机场地区公安部门制发的车辆号牌和行驶证件。
在机场控制区行驶的作业机动车辆的驾驶人员必须经机场地区公安部门考核合格，取得机场地区公安部门制发的驾驶证件。
第三十五条 进入机场地区的出租汽车应当在机场地区公安部门规定的站点停靠。进入机场候机楼区域营业的出租汽车应当遵守机场管理秩序，服从统一调度。不得无序出车或者擅自载客，不得无准营证或者无营运证非法经营。
第六章 场容环境管理
第三十六条 机场地区禁止下列违反植树造林绿化管理规定的行为：
（一）侵占绿地、林地；
（二）擅自变更绿地、林地用途；
（三）临时使用绿地、林地不按照规定的时间归还；
（四）擅自折损树木，在树旁和绿地、林地内堆放杂物、借树搭棚、倾倒垃圾或者有害废渣废水，在绿地、林地内违法设置广告设施或者损坏园林绿化设施；
（五）非法砍伐、迁移树木。
驻场单位确属需要在机场地区占用或者临时占用绿地、林地以及迁移、砍伐、采伐树木或者变更绿地、林地用途的，应当向机场集团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向园林或者农林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第三十七条 机场集团公司应当划定和调整驻场单位的环境卫生责任区。
驻场单位应当认真执行环境卫生责任制，做好环境卫生责任区的清扫保洁工作，保持责任区内环境整洁。
第三十八条 机场地区禁止下列违反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
（一）随地吐痰、乱扔杂物，随地便溺，乱倒垃圾、污水、粪便等污物；
（二）在露天场所和公共垃圾容器内焚烧树叶和垃圾；
（三）在道路两侧堆物，影响环境卫生；
（四）未做好环境卫生责任区内的清扫保洁；
（五）车辆在行驶中泄漏、散落货物、垃圾，或者装卸货物后未做到场地整洁；
（六）擅自拆除、迁移、占用、损毁、封闭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擅自改变环境卫生设施使用性质；
（七）建筑施工未采取相应措施，影响环境卫生；
（八）任意倾倒建筑垃圾、工程渣土；
（九）建设工程竣工后未按规定清除建筑垃圾或者工程渣土。
驻场单位在公共开放区内建设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前，应当向机场集团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由机场集团公司征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意见后作出审批；驻场单位需拆除或者搬迁公共开放区内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应当向机场集团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向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十九条 机场地区禁止下列违反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行为：
（一）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二）施工、运输、装卸和生产中产生大量粉尘、扬尘；
（三）违反规定安装空调器和冷却设施；
（四）任意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和未经消毒处理的含病原体的污水。
第四十条 机场集团公司应当协同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和市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划定机场地区噪声影响范围。
在机场地区噪声影响范围内，限制新建、改建、扩建噪声敏感建筑物。经批准在机场地区噪声影响范围内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减轻、避免噪声影响的措施。机场集团公司应当对航空器产生的噪声实施监测，并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措施，控制航空器噪声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第四十一条 机场地区禁止下列违反道路桥梁管理规定的行为：
（一）擅自占用道路、挖掘道路，修筑出入口、搭建临时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明火作业、设置路障；
（二）占用桥面，在桥面上停放车辆、试刹车或者设摊；
（三）车辆载物拖刮路面，履带车、铁轮车直接在道路、桥梁上行驶以及拌合混凝土等有损道路的各种作业；
（四）超重车辆擅自上桥行驶，利用桥梁设施进行牵拉、吊装等施工作业；
（五）占用道路安放空调散热器、放置装饰物品；
（六）堵塞下水道等造成浸泡道路；
（七）偷盗、收购、挪动、毁损窨井盖等道路附属设施；
（八）超面积、超期限占用道路；
（九）超面积、超期限挖掘道路；
（十）未在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十一）占用道路期满或者挖掘道路后未及时清理现场。
第四十二条 在机场地区应当遵守有关市容管理规定。经批准设置的宣传牌、指示牌、霓虹灯、户外广告等设施应当保持整洁和功能完好。不得在建筑物、构筑物、树木、雕塑以及其他设施上涂写、刻画或者擅自张贴。
第四十三条 机场地区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文明施工，在施工现场周围设置符合统一标准的围墙、围栏以及明显的工程指示标牌和安全警示标志，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施工对交通、市容和环境的影响。
第七章 服务管理
第四十四条 场集团公司依法享有的在其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经营权，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或者场地设施出租等方式，将土地或者场地、设施转让给其他企业、机构，从事与航空运输服务有关项目的开发、经营和使用；需要向其他企业转让与航空运营有关的项目专营权的，应当通过招标的方式择优选择。
第四十五条 机场集团公司和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以及银行、邮电、公共交通、宾馆饭店、商场等驻场经营服务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和实际需要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设施，设置醒目的中外文标志，保持良好、整洁的服务环境。
电力、供水、燃气等相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机场运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四十六条 机场集团公司应当会同出入境检查机构以及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等驻场单位制定机场地区服务规范。
有关驻场单位制定的机场地区行业服务标准，应当符合机场地区服务规范的要求，保证机场地区的服务质量。
第四十七条 机场集团公司应当依法履行其管理职能，采取措施保障旅客、货主及驻场单位的合法权益。
机场集团公司根据本条例规定受理有关事项申请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经审核不同意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由于航班延误或者取消，造成旅客、货物滞留的，机场集团公司应当及时通报航班信息，并协助有关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做好应急服务和善后处理工作。
由于机场经营管理或者设施的原因，造成旅客、货主以及驻场单位损失的，机场集团公司应当依法赔偿。
第四十八条 机场集团公司和其他有关驻场单位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公布接受投诉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机场集团公司应当对其他有关驻场单位处理投诉的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提出监督建议并督促改进。
第四十九条 机场集团公司应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协调全市性重大或者重要涉外活动在机场地区内的接待工作，有关驻场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四）项、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由机场集团公司分别依照有关城市规划、市场管理、出租汽车管理、植树造林绿化管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环境保护、道路桥梁管理、建筑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或者实施行政处罚。
对于违反本条例规定，属于前款规定由机场集团公司处理或者实施行政处罚以外的行为，机场集团公司发现后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告知或者送交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破坏机场地区内治安秩序、影响民用航空安全、违反消防和道路交通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的，由机场地区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第五十二条 机场集团公司执法人员在进行调查、检查时，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机场集团公司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机场集团公司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身份证件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接受行政处罚。
罚没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五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机场集团公司遵守、执行本条例和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监督。
机场集团公司执法人员应当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执法身份证件。
机场集团公司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机场集团公司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机场集团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机场地区内的居民生活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９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论无权处分的物权理论基础
孙 毅
目 次
一、无权处分与区分原则
（一） 确立区分原则是妥当处理无权
处分的基础。
（二） 我国立法上的困惑--无权处分
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
二、无权处分与抽象原则
（一）移植或放弃
（二）公示效力核心模式下的无权处分
三、结论
论无权处分的物权理论基础
孙毅
无权处分是经济生活中常常发生的现象，对无权处分加以法律调整时，涉及复杂的多方法律关系，其法律规范的构成，踞于债权法与物权法的结合之点，直接反射出一国民法典植根的法理基础的要求，是民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物权法的一系列基础性原则问题展开了争鸣，但对许多重要的法律原则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而无权处分问题的研究恰恰需要一个理论平台作为基础，因此本文从探讨无权处分的若干理论基础着手来研究无权处分的法律构造。
一、无权处分与区分原则
区分原则是指将物权变动和原因行为的构成要件相区别的原则。区分原则又叫分离原则，在德国，区分原则是其民法物权体系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我国研究德国物权法的学者对该原则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分离原则的建立不但符合物权为排他权而债权为请求权的基本法理，而且被民法实践证明是一条分清物权法和债权法的不同作用范围、区分当事人的不同法律责任的行之有效的原则。①根据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交付也是一个契约。物权有自己独特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的法律根据，即：“合意”。该概念是德国民法专门创造的，目的在于将它与债权中的合同明确地区分开来。②这样，在一个买卖过程中，除了当事人间的买卖合同行为之外，还必须有一个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意以及一个移转价金所有权的合意，才是一个能产生物权变动的完整交易过程。这样就有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行为：一个是使当事人间产生转移标的物的给付义务的合同行为称作“债权行为”，在不同的对称下又叫做“原因行为”、“负担行为”；另一个是使标的物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法律行为，称作“物权行为”、“处分行为”。
（一） 确立区分原则是妥当处理无权处分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探讨无权处分正是利用了德国法的概念工具的。与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反的情形是，在法国或日本，物权变动被视为合同的直接效力，即所谓的意思主义立法。法国民法典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因继承、生前赠与或者遗赠，以及因债的效力，取得与转移。”第1583条规定，“当事人一经对标的物与价金协议一致，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买卖即告完全成立，且买受人对出卖人依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这是法国民法典关于买卖合同与所有权变动关系的一般规定：买卖合同成立，所有权转移，不需交付。因此，法国民法典不存在区分原则，也就没有独立于合同之外的的处分行为。立法上是否以区分原则来安排债权效力与物权变动的关系对无权处分的影响很大。甚至在什么是处分行为这个基本问题上都会发生根本分歧。王泽鉴先生曾对处分的概念做过分析，认为其意义有广狭之别：最广义之处分，包括事实上及法律上之处分。广义之处分，仅指法律上之处分而言。狭义之处分，系指“处分行为”而言。③在不采区分原则的意思主义立法中，处分包含于合同行为之内。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的人通过合同转移特定物所有权的行为。就他人之物订立买卖合同，即使尚未交付标的物或尚未办理登记手续，也属处分。处分行为无法从合同中独立出来。
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不加分离，涉及无权处分的场合，会产生理论上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表现为：债的产生和物权变动的发生是同一个法律事实的效力。但是，因无权处分而使债的效力不发生，在某些场合殊不合理。若仅认为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那么等于赋予了债的效力与物权变动以不同的构成要件，这就违反了意思主义的逻辑。
以采取意思主义立法的法国为例。由于不存在负担与处分的分离，有无处分权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合同的效力。物权变动于合同生效时完成，无需登记或交付。处分权利的行为是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完成的，所以，出让人有无处分权成为合同能否生效的要件。纯从理论上推导的话，处分他人之物而无处分权，其结果自然是因要件的欠缺而产生对合同效力的否定结论。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无效；买受人不知出卖物属于他人时，出卖他人之物得引起损害赔偿。”即直接体现了这一逻辑。但是实践中对于出卖他人之物不能一概否定合同的效力使合同无效，也不能使物权依欠缺处分权的合同意思表示而转移，所以产生了理论上的不协调。学者采用法解释的方式对该条适用作了修正与限制。认为“第1599条关于买卖合同无效的规定，原因在于买卖合同直接引起所有权变动。所以，如果买卖合同不直接发生所有权转移，就不适用该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只确立所有权转移的义务时，出卖人无所有权，不影响买卖合同本身效力。出卖他人之物时，如果所有权不直接通过买卖合同转移，不管是所有权转移需通过种类物的特定化，还是出卖人通过合同使自己负有义务向买方转移缔约时属于他人之物，买卖合同都有效。”①而且，“当今统治说认为，此处‘无效’乃是相对无效。”“只有买受人才可以主张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追认买卖合同有效。这与德国法中的可撤销性相类似。”②按法国当今观点，出卖他人之物，要么不适用第1599条，那么合同有效；要么适用第1599条，买卖合同相对无效，买受人可单方决定买卖合同有效，以使出卖人承担契约责任，也可主张买卖合同无效，以使出卖人承担缔约责任③。其结果实质上是要求对个案一一考察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以判断是否包含使物权直接发生变动的愿望。判断的结果在于买受人是否享有和是否行使撤销权。但对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能否引起所有权移转没有明确结论。虽然这种解释以牺牲立法主义为代价，但仍然没能换来理论上的一贯性，其原因在于立法上不区分负担与处分的不同要件与效力。个案判断的妥当性毕竟不能代替理论上的协调性。
在日本，物权的变动无需交付或登记作为形式。依据《日本民法典》第176条的规定：“物权的设定及移转，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因此属于意思主义立法。《日本民法典》第176条在只要意思表示即可转移所有权这一点上，究竟是指债权性的意思表示抑或物权性的意思表示呢？由于不明确，所以有学者认为是指物权合同，被称为独立性肯定说。认为“以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为前提，把第176条中的意思表示看作是物权的意思表示，这无论从体系上还是逻辑上来看，都是妥当的。”④否认说则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如果要独立存在，需要有别于债权的意思表示的特征。由于日本民法没有采用形式主义，因此将两者区别开来没有什么实际益处。⑤但该法第560条规定：“以他人权利为买卖标的时，出卖人负取得该权利并移转于买受人的义务。第561条规定：“于前条情形，出卖人不能取得其卖掉的权利并移转于买受人时，买受人可以解除契约。但是，如果买受人于契约当时，已知该权利不属于出卖人，则不得请求损害赔偿。”说明在特定场合下，立法上仍然区分了债的发生和物权变动的不同效力。学说上只能把这种区分当作意思主义的特例，而不能作为一项区分原则。“认为特定物所有权的转移时期，只要法律上没有障碍，原则上应该是合同成立之时。”①买卖他人之物时，不产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但卖主将他人所有的特定物出售并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后，如果没有同买主转移所有权的时期、方法方面的特别约定，该物的所有权即使没有任何意思表示，也应理解为卖主在取得所有权的同时将所有权转移给买主，这是由于失去了法律障碍的缘故。②产生特例是由于：一方面，在法律观念的价值取向上无权处分一直被法律否定评价，但具体到制度层面若坚持意思主义的逻辑，无权处分特定物的合同行为若得使物权发生变动，等于肯定了无权处分，将构成对权利人的危害；反之，无处分权势必成为否定合同全部效力的根据，亦不合理。但在采取区分原则的形式主义立法上，合同行为本身只产生交付标的物转移所有权的债的负担，并不直接危害权利人的权利，也就没有理由否定合同的效力。产生特例往往可以说明理论架构中存在某种不适应需要的成分。
无论法国或日本，采意思主义立法的国家对待无权处分的问题时，都表现出某种“区分”的特例。可见“区分”是解决无权处分的关键一环。意思主义立法与德国形式主义立法在“区分”问题上的不同在于：德国形式主义立法以区分为原则，区分的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意思主义立法以区分为例外，区分的是合同的债的发生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而且，这种区分并不使物权变动建立在一定的“形式”基础之上。无论哪种“区分”，都力图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使处分权的有无不致影响到合同的债法效力。
（二） 我国立法上的困惑——无权处分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
在我国无权处分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梁慧星先生负责的课题组提交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条与我国《合同法》第51条、第132条给出的是不同的答案。《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条规定了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该条规定：“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自合法成立之时生效。在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时，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③也即：合同效力不因物权变动不能发生而受影响，使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和效力得以分开。而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是：“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据此可以得出如下两个判断：这里所讲的合同不是指物权合同；④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没能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不生效。与之相应的，《合同法》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虽然没有规定“有处分权”是物权变动而非原因行为的要件，但这是区分原则的固有之意。《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显然并不是建立在区分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无处分权则合同无效在制度安排上是不合理的。首先，这是一个价值取向上的错误。无权处分的制度价值在于排除对物权人的侵害而非否定合同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仅于合同当事人间发生债的效力。并不构成对物权人的侵害。虽然有学者主张合同法第51条、第132条的规定，“此与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的规定相同”。①但问题是在我国，物权变动不会基于合同效力直接发生，这与意思主义立法的“一体原则”不同。其次，干扰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被当事人用以安排自己利益时是一个私人的领域，因无处分权就将合同无效的事实强加于当事人身上，可能违背当事人的意志。买受人为使合同有效就要确保出卖人有处分权，必然增加买受人交易成本，妨碍交易顺利进行。再次，这种制度安排与出卖人的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有内在的理论冲突。我国《合同法》第135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第150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两项条文规定的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保证无权利瑕疵的义务都是合同上的义务。发生无权处分时可追究出卖人的违约责任，正是这两项条文的功能所及。然而依据51条、132条，合同无效就不存在违约责任的问题。等于使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和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功能落空。
产生这种理论上不协调的因素可能有诸多方面，其中“重大误解+路径依赖”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误解之一：“无效”是较之“有效”更严厉的否定评价。这是一个习惯性的疏忽。与“有效”相比，“无效”似乎已经给出了否定的评价，但问题是这种“否定”毕竟不等于责任。“不鼓励无权处分就将合同视为无效”，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并非站在关怀合同当事人利益与自由的立场之上。而是反映出国家主义的视角。它不但没能产生“否定评价”的规范功能，反而牺牲了无过错方的利益。首先，合同无效使无过错方不能根据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有一种说法：在无权处分的处理上，否定合同的效力是重视保护权利人的静态利益；肯定合同的效力是侧重保护交易安全。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合同无效使无权处分人免除了合同责任，是侧重保护无权处分人的利益；对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却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由于合同的相对性，合同效力不可能直接及于权利人，因此以否定合同效力来保护权利人的归属安全，在手段上不合目的性。其次，合同无效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合同无效责任是过错责任，必须证明无权处分人有过错才能成立责任。合同责任则不需要证明违约方的过错。无权处分人于合同无效时，倘不被证明有过错即可不负责任，法律的天平再次向保护无权处分人倾斜。再次，缩小了赔偿范围。若因无权处分使合同无效，有过错的无权处分人只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赔偿范围只限于信赖利益的损失。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著名的《缔约过失论》一文中，指出：“所谓契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不是说不发生任何效力。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应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赔偿基于此信赖而产生的损害。”②信赖利益赔偿之结果，即如同契约未曾发生然。信赖利益与债权人就契约履行时所可获得之履行利益或积极利益，显然有别，履行利益赔偿之结果，契约即如同被履行然。①信赖利益赔偿只计算原告基于信赖合同有效已经支出的费用损失。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恢复到合同履行前的状态。但不计算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因此，理论上有“信赖利益不得超过履行利益的原则”。②这样就减轻了无权处分人的赔偿负担。总之，无效的处理方式牺牲了受让人的利益。没有起到否定评价的预期作用。
误解之二：否认独立的物权行为就认为物权变动是合同的当然效力。③在非物权行为模式下，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显然表现出这一理解。于是否定无权处分时，无权处分的后果落在合同上。这样，就与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关于交付或登记为所有权转移时期的规定相冲突。从我国实然法实证中可以发现，我国物权变动有赖物权公示的完成。既非法国意思主义立法，也非德国抽象主义立法。如果将这种模式归为瑞士折衷主义或奥地利 "名义与形式主义"容易产生分歧的话，宁毋不作这种类比。除非有充足的理由否定这种模式，否则该模式仍将作为我国探讨相关制度的现实的、共同的法律基础。一切法律规则的制定、移植，都必须尊重这一理论前提。立法主义的核心力量不能忽视。
路径依赖：无效处理似乎是欠缺法律要件的唯一的后果。立法上互相因袭，理论上未加区分。路径依赖源于一个传统：在国家意志主义之下，否定合同的效力仅依赖于主权者的权威，市民生活中缺乏意思自治的空间。无论立法者、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者、或者解释法律的法官们，都拥有评价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权力，大量的合同被确认无效。④“法律上的否定评价等于一律无效”的认识，一旦成为习惯思维，就将产生巨大的惯性，最终形成集体无意识。所以，无权处分则合同无效，甚至欠缺物权变动要件也致使合同无效，并非自觉选择了立法主义，实乃一种惯性的驱使。
由于以往我国的法律思维中缺乏对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所以，无权处分的否定后果往往落在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之上，造成利益的扭曲。只有确立区分原则，才能分别实现不同法领域的规范价值，即：合同领域贯彻意思自治，避免国家主义的不当干预；物权变动领域贯彻保护他人利益，避免合同自由滥用。以合同调整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以物权变动的要件调整合同当事人与交易外部之人的利益关系。
二、无权处分与抽象原则
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论证了抽象物权契约的存在。“为了清偿债务而作的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契约。所以如此，是因为交付具有契约概念的所有特征：一方面，它包含了占有的现实的移转，他方面也包含转移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唯在实际生活中，此项契约常被忽视，例如在买卖标的物的场合，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交付之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而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①使物权合意独立于原因行为而存在，并具有无因性，即为抽象原则，其堪称德国法学的特色。
（一）移植或放弃
对待物权行为及无因性理论是移植还是放弃，一直是困扰物权立法的问题。在无权处分这一法学问题上也无法绕开这个理论前提。
从法律功能的角度去分析，抽象原则在解决“无权处分”问题时确有其价值。首先，由于抽象原则是以区分负担与处分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为理论前提的，所以，在解决无权处分方面不存在债权效力与物权效力混杂的障碍，是其优势。其次，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因抽象原则的承认与否而有不同。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第一受让人在其获得交付的原因行为无效时，仍可有权处分该物。如采有因性，这时的处分就成为无权处分。所以，无因性理论在观念上减少了无权处分情形。例如：基于买卖合同，乙从甲处获得标的物所有权，乙又将该标的物转让给丙。后甲乙间的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但由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乙仍然取得所有权，所以乙将标的物转移给丙的行为仍属有权处分。若采有因性原则，这时就只能按无权处分处理。②再次，抽象原则具有维护物权变动连续性，保护交易安全的作用。此外，物权行为理论作为抽象思维的极致，具有解释论上的意义。
然而，仅从某一制度的法律功能分析尚不能得出应当移植的结论。因为这一抉择关乎到立法主义这一基础问题，不能不顾忌一国法律传统对法移植的影响。我国的物权变动制度并不以物权行为理论为基础。吸收抽象原则等于改变立法主义。所以抽象原则主张伊始便受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抵抗。这是法律情感上同质法的亲性与异质法的斥性的表现。法律的移植与法律理论的引入不同。前者是法律规范在制度层面上的融入，后者则仅是观念上的融入。法律理论的引入若不建立在法律规范的移植基础上，就只是一种解释论。若连同法律规范移植，那么就必须考虑诸法律范畴之间的协调性以及与一国法律传统的关系。目前，抽象原则作为一种法律理论的引入已经完成，但要上升为一种制度就必然否定我国现有的立法主义。笔者不主张这一由解释论到制度论的跨越。
首先，法律传统上，德国潘德克吞法学式的抽象思维并不被我国实务界普遍接受。与复杂化倾向相比我国更习惯于接受简化的理论。简单明了但却能达到相同法律功能的理论才是最需要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当制度达成的功能相同时，应选成本支出小的方式。择抽象物权契约理论颇具形而上的色彩，但它并没有使思考变得简单。基于无因性原则发生物权变动之后，仍然留下了复杂的债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问题。①抽象理论仅停留于形而上学的思考方法层面，虽嫌繁琐其弊尚小，若作为制度范畴，其繁琐性弊病甚大。对制度的大量解释、说明、培训、翻译考证工作需要付出成本。当事人也要为人为复杂化的制度付出制度利用成本。不动产交易当事人要将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制作成书面，形成物权合同。无因性规则造成的两次所有权移转②，带来了税收上的负担。
其次，法律的进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能将法移植视同法律革命。成文法的生命之源在于体系与逻辑。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法移植是不能以牺牲法律概念甚至法律体系为代价的。只要现有的法律资源能够实现规范功能时，就不必移植异质的法规范。异质法规范的移植甚至会带来观念的冲突。“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合同无效也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和一般的正义观念。很难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