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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的通知

2003年7月3日
高检发研字[200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已经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

(1995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届检察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
1998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16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2003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4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问题，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三条 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范围包括：
(一)讨论、决定在检察工作中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
(二)总结检察工作经验，研究检察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三)讨论、通过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四)讨论、通过有关检察工作的条例、规定、规则、办法；
(五)讨论、决定本院直接受理案件的立案、逮捕、审查起诉等事项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专门人民检察院按照有关规定请示的事项以及提请本院抗诉的案件；
(六)讨论检察长认为需要审议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并依法作出决定；
(七)讨论、通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
(八)讨论、通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九)讨论、决定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
(十)讨论、决定其他需要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的事项。
第四条 检察委员会委员人数应当符合《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要求，委员缺额时应按照委员选任程序及时补充。
第五条 检察委员会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
次，根据需要也可以临时召开或者延期召开。
第六条 检察委员会会议由检察长主持。检察长不能出席的，可以委托一位副检察长主持，会后将讨论的情况和决定的事项，及时向检察长报告。
第七条 检察委员会会议必须有检察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召开。
第八条 检察委员会委员除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请假的以外，应当出席会议。未担任检察委员会委员的院领导成员应当列席会议，必要时，还可以通知院内设机构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九条 拟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或者事项，承办检察官要提出明确的办理意见，且需经检察官会议集体讨论并由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主管副检察长经审核认为应当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当提出建议，由检察长决定是否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
检察委员会委员可以提出议案，经检察长同意后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
第十条 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的议案，应当主题明确，材料齐备，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案标准的要求。
提请讨论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请示的案件，应当有该院检察委员会会议讨论的情况、检察长的意见和本院有关承办部门的审查意见。
第十一条 检察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负责承办检察委员会日常事务。
第十二条 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具体承办下列事项：
(一)对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事项材料是否符合要求提出意见；
(二)对提交讨论的案件和事项提出法律意见；
(三)对提交讨论的有关检察工作的条例、规定、规则、办法提出审核意见；
(四)对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议案材料进行统一印制；
(五)承担会议记录、编写会议纪要及归档工作；
(六)对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事项进行督办；
(七)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根据议案的具体情况，提出会议议程安排建议，报请检察长决定。对于经审查不属于检察委员会讨论范围的案件和事项，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及时提出意见，报检察长审核决定。
第十四条 检察委员会会议议程确定后，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在会前将检察委员会讨论的议题、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时通知检察委员会委员、会议列席人员和有关承办部门，并分送会议相关材料。
第十五条 检察委员会委员在接到会议通知和会议相关材料后，应当认真做好准备，准时出席会议。不能出席的，应当向检察长或者主持会议的副检察长请假，并及时通知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
第十六条 检察委员会开会时，有关人员应当遵守会场秩序。除检察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的人员、有关案件或者事项的承办人员以及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会场。
第十七条 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和事项，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全面听取承办部门的汇报，主管副检察长可以对有关情况进行说明。
讨论案件时，由案件承办检察官和承办部门负责人汇报，内容包括：案件来源、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情况、诉讼过程、事实和证据情况、审查意见和理由及法律依据。
讨论其他事项时，由承办部门负责人汇报，内容包括：事项缘由、内容和承办意见及法律依据。
(二)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发表由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草拟的法律意见，供检察委员会讨论时参考。
(三)在主持人的组织下，一般按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不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委员、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委员的顺序依次发言，必要时可以请有关列席人员发表意见。
(四)主持人发表个人意见后，对讨论的情况进行总结、归纳。
第十八条 对检察委员会议案的决定，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会议主持人对各种意见作出统计，由检察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委员意见一致方能通过。少数人的意见可以保留并记录在卷。
对于讨论的案件或者事项，如果认为不需要检察委员会作出决定的，可以责成承办部门处理；委员意见分歧较大的，应当再行讨论；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委员意见的，可以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九条 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事项，应当制作会议纪要。纪要稿经会议主持人审定后印发各位委员和院内设机构，并发至省级人民检察院。承办单位应当将会议纪要存档备查。
第二十条 承办部门和有关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应当执行。
承办部门和有关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如有异议，可以提出复议请求，经主管副检察长审核并经检察长同意复议后，暂缓执行原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并提交检察委员会进行复议。经复议后，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对检察委员会复议作出的决定，承办部门和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对擅自改变检察委员会决定或者故意拖延、拒不执行的，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于检察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承办部门应当及时向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通报执行情况，必要时，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进行督办，并定期将执行情况向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二条 检察委员会讨论和决定的内容，应当保密，不得泄露。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
-------兼析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锦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李月强


简要案情
2001年7月，康甲、康乙、韩丙三人合议，由韩丙出面用假房屋产权证作抵押将锦州铁路分局某段的东风牌和斯泰尔牌货车（经估价鉴定共计价值153780元）租用，签订了租赁合同，缴纳了首月租金8000元，用于三人合伙运输至案发。后康甲与韩丙发生矛盾，韩撤出，上述两台货车由康甲管理。2002年5月康甲将斯泰尔牌货车行车执照抵押给锦州市某沙场业主李某某；2002年5月29日将东风牌货车的道路运输证、车辆购置附加费交费凭证抵押给锦州市某加油站；2002年10月7日将斯泰尔牌货车抵押给锦铁某段职工张某；2002年10月14日将东风牌货车"卖给"锦州市某农业推广中心职工毕某。
分歧意见
对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主要理由是:
三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的”规定。三人合谋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抵押，与锦铁某段签订了租赁合同，骗得两台货车，进行非法营运，事后还将相关手续及其中的一台车作了抵押，将另一台车以签协议的形式“卖”给他人，使该车的所有权受到了实际侵害。这个从提供假证明-签订租赁合同-“卖掉”汽车、抵押手续的过程，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所以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主要理由是：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典型的目的犯，即要求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中从骗取汽车的动机及得手后的行为来看，他们并非想 侵犯汽车的所有权，不是想把汽车占为己有，而是想使用它并赚钱，他们实际骗得的是使用权。后来康甲与毕某的确签订了一份协议，但双方对协议的内容均一致的表示为不是要买卖汽车。纵观全案，三人在主观上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客观上也没有实施非法占有的行为。故本案三人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行为，而不应按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来处理，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评析意见
刑法中的“合同诈骗”一词，最早出现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53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之中。此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这个规定并没有将合同诈骗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作为了诈骗罪中的一种情形，而现行刑法则将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在第二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合同诈骗罪。这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经济领域中双方签订、履行合同活动的保护而且对于打击合同诈骗活动意义深远。合同诈骗罪是一个新的罪名，它虽然脱胎于诈骗罪，具备诈骗罪要求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核心实质，但显然与诈骗罪不同，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笔者发表如下看法：
一、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一）必须以虚假的合同为作案手段。
笔者所说的虚假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合同本身就是虚假的，如签订合同当事人的身份虚假，订立合同的证明文件虚假等等；二是指合同本身真实，但行为人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如签订购销合同，供货方既没有实物储备，也没有货物来源，而且虚构货源，骗取信任，接受合同预付款或定金，逾期不履行合同等等；三是合同本身真实，行为人能够履约，但根本不想履约，而收受了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等财产后逃匿的。只有这种以虚假的合同为手段，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才能认定合同诈骗罪，反之如果整个案件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合同，那么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二）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合同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本罪的主观方面不仅仅是故意，而且还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非法占为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图为单位或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
但如前所述，合同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却与现行刑法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有着重大矛盾，这给我们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带来了一定障碍。《解释》的第二条第三款这样规定：“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此后又具体地列明了六种情形。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明令废止该解释，那就是说明此解释还具有法律效力。对此笔者认为，刑法已将上述司法解释中的部分内容吸收，使其部分失效，即与现行刑法有矛盾和抵触的地方失效，而其他规定仍继续有效。
（三）必须是侵犯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
本罪与诈骗罪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市场秩序，又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笔者认为被侵犯的这种所有权，必须是一个整体权能而不是民法中规定的所有权中包括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中的一种权能。也就是说必须是使这四种权能都受到侵害，才能说是对所有权的侵害。而如果只是想临时取得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甚至收益权，待生意成功之后再作归还，这种情况不宜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二、综合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如下：
首先，必须肯定韩丙在与锦铁分局某段签订租赁汽车的合同过程中，存在着欺诈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的规定。在韩丙出面与锦铁某段负责人谈租用该单位汽车的问题时，对方提出必须有相应抵押作为租赁的条件之一。三人研究时，康甲提出了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抵押的想法。于是，康甲、康乙来到沈阳市花800元钱做了一本假的房屋产权证。该证的产权人为韩丙，因为是韩作为承租方与锦铁房建二段签订租赁协议，而该证的地址却是康甲家的住址。被害单位见到该产权证后，信以为真即与韩签订了租赁合同，将东风牌及斯泰尔牌货车交给了韩丙使用。上述过程表明，三人在与锦铁某段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民事欺诈行为，骗取了两台汽车的使用权。假设如果三人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租赁抵押的话，被害单位是不会将两台汽车租赁给韩丙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欺诈行为只是骗取了被害方两台汽车的使用权，而并非是它的所有权。这与合同诈骗罪对侵犯客体的要求显然不符。
其次，本案不具备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在主观上要求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租车的想法是康甲提出的，康甲有门路给别人拉脚赚钱，车“租”到手后三人也确实给大连、阜新、凌海及本地等一些工地、沙场拉过脚，直到2002年10月份，这个时间有一年多。这至少说明在事情的前阶段三人的想法都是用"租"来的这两台车拉脚赚钱，而不是要将车占为己有。而后来的抵押行为和与他人订立的协议能否就可以认定康甲的想法起了变化，要将车占为己有而偿还债务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关于汽车运营证件的抵押行为。康甲于2002年5月分别将两台车的行车执照、道路运输证、车辆购置附加费缴费凭证，抵押给了锦州市某沙场业主李某某及锦州市某加油站，是由于他在运营过程中欠下了二"人"债务，为了让债权人相信他还债的诚意和决心，而作了抵押，并不是要将这些证件卖掉抵债。因为上述证件对于运营业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对于他人则近乎一文不值。
第二，关于斯泰尔牌货车的抵押行为。2002年10月初经康甲联系，由康乙开车与锦铁某段职工张某合伙去阜新包活。其间由于种种原因，康甲欠下了张某5000元钱，为了促使康甲还钱，张某在康甲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将该车扣在本单位，后又怕康甲找到该车又换了停车位置，事后康甲多次表示要还钱。上述过程表明，康甲抵押斯泰尔牌货车是被动无奈之举，他本并非想卖车还债。
第三，关于东风牌货车的协议。本案中康甲与锦州市某农业推广中心职工毕某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的第一条订立了康甲将车卖给毕某的内容，但该协议第三条又出现了“到2003年4月由康甲以高于卖价的20%的价格收回"的内容，这在民法中是典型的"出典"和"回赎"的规定，前后条款意思表示混乱矛盾。而合同双方当事人均解释说不是要买卖东风车，而只是由毕某使用并付给康甲4600元的使用费，到期后（指2003年4月）由康以超过4600元20%的价格再收回。可见该份协议表明康甲不具有非法占有东风牌货车的目的，也没有实施买卖行为。